鲁迅说：“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样，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他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的存在。”这就是说：第一，杂文的矛头应当对着时弊；第二，杂文要与时弊同时灭亡，必须抓住要害，如同要治好疮疖，就需根除“白血轮”。
宋志坚作为以批评见长的一位杂文家，不仅善于发现时弊，而且在攻击时弊时，一定要把“白血轮”（也即错误思想）找出来，给予致命的一击。比如干部收受红包问题，媒体多次炒过，未见有所收敛。为了制止这种不正之风，每年元旦春节，各地都要发布禁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还冒出了像丁仰宁这样的“红包书记”。是什么东西在作怪？宋志坚一针见血地指出：“重要的不是禁止收受红包，而是限制他们吸引红包的权力。县委书记的‘含金量高’，不就是因为他们在当地能一锤定音，说一不二？如果限制不了这种权力，禁止收受红包的文件就会像36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一样，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说不定连签发文件的长官都摆脱不了‘左邻右舍’的牵制。”
干部跑官、嫖娼，引起公愤。媒体上披露了“公款跑官”、“公款嫖娼”一类的丑事，更让人感到惊讶。宋志坚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奥妙。他在《多余的前缀》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干这种勾当的很少有人用私款”。山东东明县72名干部向县委书记卢效玉行贿求官，用的资金99％是公款，自不待言；四川省合川市原法院院长王治文嫖娼好像用的是“私款”，但他的钱是凭藉权力搜刮的民脂民膏。文章说：“在说到官吏跑官或嫖娼时，加上‘公款’这个前缀，很容易造成人们的误解，似乎此类人中真的还有用私款跑官、嫖娼的，或者用私款跑官、嫖娼可以罪减一等以至免受处分。”一下子戳穿了西洋镜。
杂文要以独到的见解赢得读者，作为一个杂文作者，必须养成这样一种本领，即当某种不良风气、不良现象从地平线上刚露头时，就能立刻把它抓住；当社会已经对某些不良风气陷于麻木状态的时候，你能一眼看穿其本质，把人们从麻木状态中惊醒过来。一句话，就是要做鲁迅所说的“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比如说，公家车不交过桥费，把负担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干部下乡吃饭打白条，让“农民买单”等等，多少年来已司空见惯，谁也不当一回事。宋志坚的《公仆与公害》，列举了云南省公路冲卡车辆逃费一年达21万元，河北省邯郸农村3年“白条入账”2873万元、平均每村12万元等触目惊心的事实以后，痛心疾首地指出：“为公众谋利益的公仆正在酿成公害。”文章说：“任何由‘公’字领头的祸害以及乱摊派、乱收费等，莫不与公仆有关。”“公仆之所以容易酿成公害，是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着权力，有滥用职权之便。”文章引用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提醒过我们的：“社会的公仆很容易成为社会的寄生赘瘤。”今天的公害就是赘瘤。问题提得这样尖锐，难道还不值得我们重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