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艺术的传统中，无论现实主义还是积极浪漫主义，以至于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的结合，作为艺术的方法或者流派，虽然有长期的艺术经验发展的历史，但文学艺术毕竟是社会的意识形态，因而，不管是什么样的创作方法，什么样的流派，都抹不掉特定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烙印。所谓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神的结合，也都必然带有它的时代的阶级的内容。即使是艺术表现手法也不能不受特定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作家的世界观所制约。
《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虽然尽全力把封建时代革命农民的力、勇、智的理想品格，用夸张的幻想形式，集中表现在神魔英雄典型孙悟空的形象里，但孙悟空的叛逆行动，终究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终究不得不屈服于“紧箍一咒”。尽管《西游记》七回以后，又从另一些精神品质上塑造了孙悟空这个神魔人物的光辉形象，但他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却没有能沿着叛逆的神魔道路贯彻到底。
《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作者，对于封建礼教、封建科举制度，以至于整个封建社会的腐朽，未尝没有深刻的剖析，猛烈的抨击，甚至预感到它的没落，这使得他们的伟大作品在繁荣的清朝盛世，却唱出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挽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但是，历史和时代条件的限制，以及曹雪芹、高鹗吴敬梓的世界观，却不可能帮助他们为作品中的主人公找到悲剧命运的根源和明确的社会出路。一曲“悲金林玉的红楼梦”，不过是“都只为风月情浓”的还泪宿债，一部荣宁贵族的兴衰史，在作者的笔下，也只是“冤冤相报自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的所谓“食尽鸟投林”的宿命归结。而不荀同于封建科举制度的“儒林”，其所谓大儒或真儒的“外史”，也只能是复古幻梦的渲染。他们的现实主义在追索生活现象的根源时，最终仍然逃不脱无可奈何地在违反生活真实的幻梦里寻找出路，使他们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不得不涂抹上一层宿命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