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老同学，博士毕业后分到一所部队院校，重逢时，他那一身漂亮的军装，引出我旧时的一个情结。
小时候体弱多病，常被小伙伴欺负，虽然反抗，却弱不敌强。于是暗下决心，长大一定要参军，这件事想得多了，便缠绕成了一个情结。
念小学五年级，“文革”开始，学校停课，我得以提前当“兵”(红卫兵)。着一身新崭崭的军装，那种感觉，绝不亚于今天穿一套正宗的皮尔·卡丹。穿的人多了，供不应求，形成“卖方市场”，导致大量“假冒伪劣产品”的出现。我记得，辨别真假军衣，不看别的，就看纽扣。真军衣的纽扣，凸出的五角星上面，有竖排的“八一”二字，纽扣背面的扣眼是铜的。而假军衣的纽扣，正面没有“八一”，反面没有铜扣眼。军衣穿久了，洗得发白，拿到洗染店加色时，必须先把军衣上的纽扣全部剪下来，否则，等你的衣服加完色，就只剩军衣不见纽扣了。
到了参军的年龄却不能如愿，原因是“家庭出身”与“社会关系”。于是退而求其次，在插队落户的那个村子里申请当民兵，是“候补”的，只能参加一些非军事活动，比如给五保户担水送柴，给烈军属贴对联等等，不发枪，也没有军衣。
村里一位参军的小伙子回家探亲，同他达成协议:我代他写一封求爱信，他把军衣借给我拍照。照片至今还在，红领章红帽徽映着笑脸，只是笑得有些勉强有些忧郁。
明知参军无望，依然渴望参军，直到考上大学，对“军装”的青睐仍不减当年。用积攒下来的一个学期的助学金，到广埠屯商店买了一套正宗的军衣。
都说我们班有两名军人，一个是冒牌的我，一个是部队学员李君。现在想来，李君的与众不同，就在于他“不做”许多事。比如，他不给女孩子写情书，他不故意地学雷锋做好事，他不为了人党三天两头地向辅导员汇报思想，不为考高分而找老师“套题”，也不提前一两个月进人“复习状态”……严格地说，李君是我认识并熟悉的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军人”。
男人想从军，是一种对“祟高”的渴望。崇高有两种，一是体积之巨，一是力量之大。而军人的魅力，不仅来自他的强壮的体魄和他的刚强、果断、坚韧，也来自他的质朴、坦诚、顺其自然。遗憾的是，这辈子也难圆“从军”梦了。
1982年大学毕业，我毫不犹豫地找了一位军人做太太，没想到，她的父母兄弟全是军人。与“军装”朝夕相伴，“军装情结”才替代满足式地得以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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