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在闹市区,供职的大学位于郊外,每周两次到学校讲课,其余时间在家里做学问兼做家务。自已的感觉是,在家里的五天是“上班”,去学校的那两天倒是“大礼拜”,或者用时髦的话说,叫做“心情放假”。
“上班”的五天,忙忙碌碌,从早到晚,轮番遭遇书斋的苦寂与厨房的油腻。关上电脑,打开煤气灶;或者是关上煤气灶,打开电脑。逢上倒霉的日子,文思阻滞,两眼瞪着电脑的显示屏发呆,硬是一两个小时敲不出一行字。干脆关机,到阳台上去看都市的“风景”。远远近近,青灰色的楼房挺立在冬日的寒风中,红色的出租车将精色的“麻木(人力车)”抛在后面,远处是火车进站出站时粗犷的喘气,近处是马路对面那家餐馆飘出的或诱人或呛人的气息……
终于,到了我的“周末”。旅行包里装着茶杯饭盒讲义,早早地登上了学校的交通车,向东,迎着旭日,迎着郊外清晨特有的宁静与新润,来到绿荫与碧波之间。学生们已等候在敞亮的阶梯教室,青春的目光,如潮水般透彻。迎着这目光,我走上讲台,呷一口清茶,开始挥洒中国古典美学的玄淡与幽远。在讲台与课桌之间,与同学们讨论“竹林七贤”的人格追求,讨论《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师生共同体验着形而上的激情。午间,仰卧于湖畔草坪,听涛声,数流云,心物赠答,物我两忘。遥想四百年前,我的湖北老乡袁中道先生在爽籁亭听泉,也似这般收视返听,泉喧神静……
到郊外上课,也顺便做一些很功利的事,诸如报销医药费,申请科研项目,打听职称评定的消息,等等。有趣的是,郊外清雅淡幽的空气,似乎冲淡了这类琐事的尘世气味。那天下午,上完了最后一节课,几位学生围着我争论魏晋名士的“雅俗共体”问题。置身于这种典型的玄学氛围,我却不合时宜地想起了旅行包里的塑料网兜,想起太太布置的“带菜回家”的任务。当然,我很快将它置之脑后,十分投人地和我的学生们清谈到日落西山,误了班车也误了买菜。
新的一周开始,又要“上班”了。我打开电脑(或煤气灶),期盼着下一个“周末”—到郊外去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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