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要打破传统的模式，要革新观念与方法—这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而文学史观念与方法的鼎故革新，落实到文学史著的写作，首先表现为理论视角的选择。《辽金诗史》的作者在这方面有着很强的理论自觉和学术个性，他认为理论视角的选择必须服从文学史研究对象的实际，“根据对象的特殊性来选择特定的方法与视角”。
辽金文学的特殊性，在于她的民族文化融合基因。契丹贵族创立辽国，和后来女真的灭辽侵宋，靠的都是武力。民族之间的战争无疑是严重的灾难，但文化却因此得到了传播。契丹和女真，作为北方的游牧民族.在对汉族的入侵和自身政权的建设之中，大量吸收了汉族文化.不仅借鉴了唐宋的教育、科举、官制、典章等文化形态，而且回应汉族审美文化的感召，用汉语写作诗歌。辽朝的几代君主以及宫中妃殡均有脍炙人口的诗作传世;女真诗人，从猛悍狠庚的海陵王到自甘淡泊的树轩居士，也有着为数众多的诗词作品。《辽金诗史》从文化视角切人，在对契丹、女真诗作的审美分析中，契人诗人的心灵深处，把握住映射于作品之中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
作者指出，契丹和女真诗人通过诗歌创作来展示自己的博雅，来弥补自己在文化上的缺憾，显露出他们对汉文化的仰慕与认同。然而，他们的作品与同时代的汉族士人的诗作，又有着很大的差异，其豪爽雄毅之气，朴野清新之风，既标识着他们的民族特征，也影响着他们周围的汉族诗人。而辽金两朝的汉族诗人，将文化上的优越感，与政治上的依附心理，悖论式地统一于他们的现实人格，并或隐或显地表现于诗歌创作。—而这一切，都是在北方文化的氛围中发生的。
《辽金诗史》根据辽金两朝民族文化交融的时代特征，选择文化视角的切人，不仅揭示了辽金诗歌生成与发展的文化一心理根源，而且准确地把握住了两代诗歌流变的独特轨迹与规律，后者在金诗的分期中表现得尤为精彩。辽金一代，历经初、盛、衰、亡，与各朝各代并无二致;但金诗的发展:从国初“借才异代”，到大定、明昌的“成熟”，到贞佑南渡后的“繁荣”，直至金王朝搜亡前后以元好问为标志的“升华”，历久不衰，渐趋佳境，与社会政治的演变发生了完全的错位。个中根源，正在于汉文化与女真文化的交融互渗，以至形成一种特殊的北方文化形态，给金诗奠定了久盛不衰的基础。
作者关于金诗的分期，突破陈说，标举新见，对辽金诗史乃至对整个文学史研究，作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辽金诗史》按照诗歌发展的文化一心理根源这一内在规律来划分金诗发展阶段，打破了文学史分期以社会政治盛衰为依据的案臼，从而展示出“文化视角”在文学史研究与写作中的广阔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