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讲讲当时师大附中的生活。师大附中给我的印象太深啦!直到现在，无论我走到哪里，遇到附中的老同学，都要谈起附中，眷恋着附中。去年我访问台湾，遇到了夏承楹，就和他回忆起我们那难忘的峥嵘岁月，畅谈师大附中。前几天，我到汪德昭家中，和汪夫人李惠年老师一起，津津有味地温习60年前我们师生的情谊。
附中对我一生的成长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从前，我在私熟念书，读了不少古书，一人附中，好像进人一个新的天地，一个自由民主活跃的新天地。接受了一些新思想、新观点，接触了新的文化，阅读了鲁迅、茅盾、巴金等人的新文学著作。学校图书馆里，挂着石评梅、邵飘萍的照片，介绍他们为民主而斗争牺牲的事迹。当时附中的主任(即校长)林砺儒先生是个了不起的教育家，他在附中做了许多中学的改革试验。教务主任王鹤清先生是全国著名的数学教授，他的教学方法很先进，他用与学生问答的方法使学生自己找到新的解题思路。我的班主任赵海天先生很能循循善诱。许多老师都是师大教授，水平很高，数学老师韩满庐、韩问渠都很著名，当时北平市各校的数学课本都是他们编译的。雀鹤侣老师管理图书馆，平易近人。工人洪立也在图书馆工作，他特别严格，我们都有点怕他。老校工高睡，负责打校钟，每天打18次，数十年如一日，直到我们毕业以后他还是负责打钟。学校南门门房刘恒(他儿子是我们同学叫刘鸿藻)，每天放学后或假日，门房就是我们碰头的场所。实验室管理员是刘惟一，工作负责、热心，把实验室管理得井井有条。实验室设备在当时北平算是很好的，可以四人用一台显微镜，两人用一台天平。初中二年级时，有一门选修课叫“化学工艺”，我们就在实验室内学会制做皮鞋油、美发霜、洗头水、蜡烛、肥皂等。附中图书馆藏书很多，还有一些珍贵的善本、海内孤本。我特别喜欢到图书馆看书，好像里面有无限宝藏，我有时不上课而一头钻进图书馆，一呆就是一整天。除文学外，我还喜欢美术和音乐，读了许多丰子恺等人有关美术、音乐的书，还有美术全集，对于我后来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
“附中味儿”就是指附中多年来积累形成的校风，这个校风就是浓厚的学术空气，文化气息，好学精神，文雅富于幽默的谈吐，爱好体育健康活跃的作风，不死读书，而是生气勃勃，具有广阔的视野。学校给我们创造了很好的环境，在必修课程外，安排了许多丰富多彩的各种选修课，根据各人爱好来选读，除本校老师以外，师大的教授们，北平的一些学者们都可在附中开选修课。有中国诗词古文选读、外国文学作品选读、文学史、哲学史、大学物理、大学化学、微积分、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等。所以附中学生的升学率很高，常常是毕业班的一半上了清华大学，其余的一半升人北大、师大、平大等校，辅仁大学则凡附中毕业生一律可以免试人学。附中出了许多有名的学者、科学家、文学家，革命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就在我的同学中如陈舜瑶，就是一个最好的学生，老师们常说，附中十几年中最好的一个学生就是陈舜瑶，我们都以为她将来能成为一个大科学家。谁知，抗口战争时期，她在重庆成为周总理的秘书，在总理手下工作，直到全国解放。她的同班池际尚，在学生运动中非常活跃，我们都以为她将来必是一个革命家，可她成了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我的同班李尚祀，很有口才，在全市中学生演讲比赛中获头奖。王逊很喜爱美术绘画，后来成为著名的美术史专家。比我高一班的赵荣深，是个戏迷，教室后墙上挂着他的一把胡琴，一下课就又拉又唱，后来成为京剧程派大师，桃李满天下，最近去世了。我也喜欢京剧，教室后墙上也挂一把我的胡琴，但无法和赵荣深比。
附巾的体育是很有名的，排球是学校的传统项目，称为“校技”，从20年代到30年代，连续七八年获北京市中学冠军。附中每年都举行运动会，成绩都很好，大约是1933年的运动会上，初中女生力伯津，打破了全国女子跳远纪录，这是很了不起的。我在校运会上参加长跑比赛，结果最后一个跑下来，得了“坚持奖”。我酷爱体育，每天在操场上要活动五六个小时。
附中的老师都很爱护学生，不仅教知识，还关心培养学生怎样做人。我们那是正值青春期，思想活跃，对当时社会上各种思潮不理解。总要提出各种问题去问老师。记得是在高一时，一次语文课上，大家问卢伯伟老师，人活着到底为什么，他回答说:人活着，就是要活得更像个人的样子。这句话给我很深的影响，可以说，这以后的oo年来，一直鞭策着我，指给我生活的道路、方向。
附中之所以是所好学校，也脱离不了当时社会环境，政治氛围。那时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二·九”时期，我们都参加了抗日救国活动，这方面许多同学谈了不少，我不重复。可是在1936年暑假，在政府当局压力下，附中开除了一部分学生抗日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有的老师如李澄之先生便同情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在校务会议上，是李老师保护了我，才使我未被开除。韩满庐老师则对我们这些从事抗日活动的学生备加关照，帮助我通过了毕业考试。
为什么我学了音乐呢?其实以前我非常喜欢美术。当时学校有个校友会美术部，我是其中成员。学校每年都举行一二次画展，由著名画家王君异老师指导，我的画经常参展，这些画都没有留下来，只保存了一个扇面，也让赵枫要去了。我曾决心从事绘画，还曾延师专门从木炭素描开始画，但后来发现我是色盲，就改学音乐了。当时音乐老师是吴中正先生和李惠年先生。吴先生教我们五线谱、听唱片，他自己还在课堂上演奏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当时学校经常举行音乐会，组织合唱团，有一架精艺牌立式钢琴，学生交2元5角学费就可以练琴，我每天下课后就去练琴。寒暑假就到师大琴房里练琴。夏天蚊子特别多，便自带蚊香去练习琴。60年过去了，我仍常忆起那一边挨蚊子咬一边苦练钢琴的滋味。学校举行音乐会时，师生同台演出，我班何广慈每次都是钢琴独奏，李惠年老师独唱，汪德昭作为校友演出小提琴独奏，他拉过巴赫的G弦上咏叹调。后来他和李惠年同去了法国。师大的老师、同学也来参加音乐会，我们也常去师大听他们的音乐会。1935年，我在师大听了马思聪的小提琴独奏会，他演奏了“思乡”、“塞外曲”。
学校的教育、学校的环境，使我爱上了音乐，成为我一生的追求，终于干上了音乐这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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