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进师大附中校门时，最吸引我的课程就是生物课，初一学的是“植物”。朱正威先生口若悬河般幽歇的开场白.一下子把同学们的思路带到了广阔的自然界，因而每堂生物课大家都是兴致勃勃的。当时我上这门课就惦记去实验室，在那里可以满足我的好奇心。
生物实验室在当时称得上设备精良，52个同学，两人一台显微镜，我和汤京森合作。朱先生让我们通过显徽镜看到的第一个单细胞动物是“草履虫”，在我们的视野里，一只只小虫旋转着前进真像艘艘快艇，朱先生说这是地球上最早的生命。大家很纳闷:几亿年前的虫儿还能活到今天?先生讲，这是实验室焦克菊老师培养的。他掀开盛着碎稻草的盆，烂乎乎的草秸上布满了白点，先生讲，把切碎的稻草煮了沤，沤了煮，捂上半月，就生出草履虫，史前动物便这样产生了;以后，又让同学们动手，将一片蚕豆叶子夹在土豆块里，用保险刀片削下薄薄的一条放到镜头下去观察“栅栏细胞层”;植物课上还通过幸绣球花的叶子做昼夜变化的试验来证明光合作用……
初二的“动物”更有趣，我们不仅知道了大熊猫的学名叫“猫熊”，小熊猫才是真正的“熊猫”，在先生指导下，还做了多次动物解剖，如:蟾蛛、白老鼠、母鸡等。这些实验用的动物也是焦老师饲养的。姗徐，每两人解剖一只;白老鼠则每四人用一只;母鸡(菜市场买的)由先生解剖好了，放在玻璃盆里给大家展示;解剖绪蛛时朱先生带告大家:“这瘩蛤蟆斑子里的黄水叫蜡酥，是制造麻醉剂的。虽然已经用乙醚把它们搞昏了，但刚才揭开盆，一只蛤蟆滋出的水将我的嘴唇弄麻了。”记得那次解剖白老鼠的课堂上，先生怒了，有一组学生将标本解剖后不按规定贴上名称编号，而是把白鼠剥了皮剁碎，喊:“卖肉喻!”老师生气地说:“这堂课用的白鼠标本每只成本四元钱!”同学们吃惊地瞪圆了眼睛，那时北京市最低生活费标准是每人月平均八元!这堂课不欢而散，我却没有忘记。
我们生物课高就高在还有电影看，看过种子怎样发芽，菜里的豆角秧怎样爬上竹架子，沙摸里的耗子怎样逃命……看生物课电影的感觉不亚于看替匪片，因为有紧张的音乐伴奏。朱先生事先提醒大家:同学们要批判地看，这里边豆角爬架子的情节太哆嗦，那细丝翻来硬去地够不着;耗子逃命时的音乐也故弄玄虚。确实不好办，这电影是苏联拍的，当时跟苏联老大哥的论战正如火如茶，可那片子真吸引人，45.分钟是在笑声中度过的。《豆角》是怎样拍摄的?先生讲，把电影摄影机放在菜园里，镜头对准那棵芽，每隔10分钟拍一张，于是，漫长的生长过程就让我们在课堂上看到了。从影片的情节中足以看出那个时代教育学家的良苦用心。
电化教室操作员是邝宗洪老师，校内的有线广播也归他维修，周末还在礼堂给我们放电影;实验室的焦克菊老师设计了一批学生上课坐的圆凳，既漂亮又坚固耐用，节省材料并体现出“三点定一面”的原理一只有三条腿。三十年后我回学校才听说，他早已因心脏病逝世。初中的生物课留给我的是无穷乐趣，可惜没能上到初三，因为初三的生物课讲《生理卫生》，我会更喜欢。我儿子上初中后学了生物课，回家兴奋地告诉我:翻今天观察了草屐虫”时，我便给他讲迷我在三十多年前上过的生物课，儿子露出惊奇的目光。我告诉他:“有什么稀奇的?我们那会儿的紊质教育水平高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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