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稀记得三十多年前，我们几十个爱好文学的中学生，志同道合，我挑头儿，成立了“春潮文学社”。谁来当副社长呢?我想到了何梅荃，一个身材娇小，翘着短辫子的小姑娘。她虽不是个文学爱好者，却是个“万能胶”，对社会活动有着异常的兴趣，而且整日吵吵嚷嚷着要人社。因为她比我高两级，所以自然而然便成了我的师姐。党支部和校务委员会都很支持我们这个文学社，我又是校务委员会和学生会副主席，更有很多方便。文学社工作一切正常:出版文学板报，从星期一到星期六，四大块黑板每天一期。头版是校内新闻和各班通讯，二版和三版是小说和散文，四版是读书心得和影剧观感。全校社友分八个组，轮流值班出报。每组八个人各有分工，有的审稿，有的画刊头，有的管抄写，分工而又合作。下晚自习后，值班编报的同学要继续工作，往往要一直干到翌晨两点。大家吃的宵夜，不是白菜烩窝头，就是烤窝头片和熬白菜汤。我只管稿子的终审，所有具体而又繁琐的事务性工作，都由何梅荃一人担当。她最会烤窝头片，金黄薄脆，占全了色香味。
后来，何梅荃考上师范专科学校，毕业以后教中学，我和她一别三十多年，再也没见到一面，也不知她现在怎么样了。
暮春四月，谷雨和立夏之间的一天中午，明亮亮而又暖烘烘的阳光涨满我家的小院，烘烤得西厢房窗前的白丁香和影壁下的紫丁香弥漫起一团又一团香雾。我左胳臂揽着孙子，右胳臂抱住孙女儿，坐在丁香树下，享受天伦之乐。
忽然，门铃叮叮冬冬响连声，小阿姨跑出去开门。听得见院门打开，有个女同志问道:“这是刘绍棠的家吗?我没找错吧?”
嗓音脆生生的清亮悦耳，我猜想这位女同志大不过二十七八岁。
小阿姨答道:“这是刘家，您请进吧!”
“他在家吗?”
“在。”
“干什么呢?”
“哄孙子玩。”
“哎哟哟，这个家伙‘连升三级’啦!”来客带着一串笑声跑进来。
我只猜对了一半。这位女同志头发花白，脸上布满皱纹，枯瘦的小个子，至少五十三四岁了。
我从藤椅上欠起半个身子，笑脸迎客，问道:“同志，你是……哪家杂志……哪个出版社……”
“贵人多忘事，眼眶子跑到眉毛上!”她三脚两步走到我面前，“你的近视眼镜该换了，看看我是谁?”
一对笑眼儿……
天真无邪的少女的笑眼儿，女中学生的笑眼儿。
“何梅菩!”我大叫一声，吓得孙子和孙女哇地一声哭了。
小阿姨赶忙把两个孩子抱走’。
“原来你没有忘了老同学!”何梅菩的笑眼里闪着泪花，“三十多年不见，恍如隔世了。”
我请她坐在藤椅上，进屋给她端来一杯茶水，又从书橱里找出一册早年的照相簿。
“我要对照一下，看你是不是冒名顶替?”说着，我翻开其中一页。
“你还保留着咱们当年的照片!”何梅冬三口两口喝干了茶水，把茶杯递给我.把照相簿抢过去。
“这是咱们春潮文学社的全家福。”我站在她的身后，伸手指指点点，“这是咱们社委会成员的合影。”
何梅荃戴上老花镜，左右移动着目光，嘴里唠唠叨叨:“哪个是我，我在哪儿?”
“你看，这不是当年那只山喜鹊吗?”我弯起中指，弹了一下站我身边的那个翘着短辫子的小姑娘。
“呵!她是我，我是她?.··…”何梅荃喃喃自语，两大颗泪珠从脸腮上滚下来。
“你的身体好吗?”我见她未老先衰，形容憔悴，忧心忡忡地问道。
她却抹去满脸泪水，眉开眼笑道:“五十五岁以前，我还不想与世长辞。”
“你……”
“文化大革命里，造反学生拔我的头发，打得我吐血;去年又得了乳腺癌，挨了不少刀。”
“你应该病休。”
“我一出院就上班，不想闷在家里孵豆芽儿。”
“是不是家庭生活困难?”
何梅荃涨红了脸，说:“我上班也上不了课，仍然拿百分之六十的工资，够用的。”
我连忙道歉，却又劝她:“大病初愈，还是应以休息为主。”
她摇头不语，沉吟半晌才长叹一声，说:“哀莫大于心死，我一停止工作，也就离死期不远了。”
“上班而不能教课，反倒更痛苦呀!”
“我帮助同学们成立起‘春潮文学社’，打杂儿，跑腿儿，美其名曰顾问。”
“三十年以后，你掀起了第二次紧握住她的两只手。
她璞咏一笑，说:“源远流长嘛!”
“能不能允许我人社?”
“正是想请你当名誉社长。”
我忍不住热泪盈眶，说:“梅荃，多么想吃你烤的窝头片···”
她的笑眼儿春水汪汪，洋溢着春光，说:“我更想再当一遍中学生，从初一开始。”
两个年过半百的人，返老还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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