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阳光灿烂的秋日，我访问了著名的心脏外科专家苏鸿熙教授。不大的客厅里，摆着一对朴素的沙发，墙上挂着两幅我国传统的山水画。苏教授今年已经六十六岁了，虽然鬓发斑白，但炯炯有神的双眸仍然透着一股蓬勃的朝气。他招呼我坐下，从相册里取出一张微微发黄的照片:背景是茫茫大海，年轻的苏鸿熙和三个青年在甲板上相依而坐。照片背面题着一首小诗:“青年衣翩翩，翘首望飞雁，大洋终有际，何日方得迈?”我们的话题便从这张照片谈起。
苏教授呷了一口茶，回忆起当年的情景:“那是一九四九年初秋，我们四个人从香港登_L海轮，横渡太平洋，到了芝加哥。在美国的七年里，我无时无刻不在怀念远方的母亲。当时，中美之间已经断绝了一切往来，得不到一点来自祖国的消息，我常常痴情地坐在海滩上，望着遥远的东方，默默地为祖国祝福。游子泪，是无色的血呵!一天，我路过一家不引人注目的小书店，意外地发现书架上摆着一本《中国建设》，我迫不及待地翻开，那熟悉而又陌生的山河田园，名胜古迹，那一张张诚朴的笑脸，那一处处崭新的建筑……我简直不是在看，而是在吞。从那以后，我便定期去买，并将它分送给要好的同学、朋友。让他们也和我一起分享这种喜悦。为此，美国联邦调查局还把我当做赤色分子，列入了“嫌疑”名单。
“初到美国，我是学麻醉的。为了填补祖国心脏外科的空白，我放弃了待遇优厚的麻醉专业，潜心攻读心脏外科，恨不得把全身每一个毛孔都变成智慧的口袋，多装一点知识带回国。为了晌买两台回国开展工作所必需的人工心肺机，我不但拿出了多年的全部积蓄，还帮助别人做试验、值夜班、甚至到饭店去洗碗。一九五六年秋，我正式向美国移民局申请回国。在那中美往来遭受封锁的特殊年代，要跨越万里大洋，谈何容易。报告刚递上去，就遭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传讯。他们把我带到一间阴森恐怖的小屋里。“你为什么要回国?你为什么不回台湾?”传讯人板着冰冷的面孔，连珠炮似的提出了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你和北京有什么关系?当他们知道什么也问不出来时，就撕下了假面具，威胁地告诉我:听说你为大陆准备了一份厚礼，告诉你，这是违反禁运法的，你连一根导管也别想带出去。为了避免联邦调查局再找麻烦，我和美国妻子苏锦商定，趁人们欢渡圣诞节之际，悄悄地离开美国。她先持着结婚前办理的美国公民护照，以到加拿大度假之名，绕道蒙特利尔，飞往伦敦。我则取道纽约，乘船横渡大西洋，在伦敦与苏锦相会。然后，再一同飞往祖国···。
“回国后你是怎么生活的呢?”我问道。
苏鸿熙淡淡一笑:“有欢乐和欣慰，也有苦恼和愁怅…”
苏鸿熙回国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背起犁耙在心外科空白的荒漠上忘我地耕耘。他常常忘记吃饭，休息，甚至忘了家。妻子从异国初来乍到，人地生疏，水土不服，生活很不习惯，可是，他没有给以一个做丈夫的应有的关怀体贴，甚至当儿子呱呱坠地后，他也很少腾出时间，亲一亲、抱一抱。一天，苏鸿熙在手术室里不小心滑倒，手腕碰在坚硬的水泥地上，虽然痛得钻心，他却没有吭声，一直坚持到做完手术才发现他的手腕肿的象馒头一样，经检查是腕骨粉碎性骨折。功夫不负有心人，回国的第二年，苏鸿熙便成功地施行了我国第一例体外循环下心内直视手术。接着，又完成了三联症、四联症、主动脉窦瘤、主动脉瘤、心脏粘液瘤等复杂的手术。然而，生活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苏鸿熙家的饭桌上，也摆上了苞谷面的金银卷和裹着菜叶的贴饼。过度的疲劳和不良的饮食使他常常两眼发黑，腿脚发软，甚至晕倒在手术台上。可是他始终咬紧牙关硬挺着，从未向组织申请过任何补助。在十年动乱中，他的那些心爱的试验器皿被砸成碎片;浓缩着他生命精髓的书本，被焚烧撕毁多手术，停了，实验室，封了……他背上了“特嫌”、“历史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尽管受到了这样不公正的待遇，但苏鸿熙教授仍然没有动心，仍把自己的根子深深地扎在祖国的大地上。粉碎“四人帮”后，年已花甲的苏鸿熙意志不减当年，立即将全身心倾注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中，他立下军令状，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在有生之年，赶上国内外先进水平。这是一时冲动说大话吗?不多没有对祖国深深的爱，没有对事业高度的责任感，就不会有这样的气概。为了抢时间，苏鸿熙把过去每周一次的手术增加到四次、五次，有时一天就要做二例，甚至连续工作达十七个小时之久。仅一九八一年，苏鸿熙领导的心脏外科就完成了体外循环手术九十五例，其中包括难度较大的右室双出口矫正术、大血管扭转合并室间隔缺损矫正修补手术等。他献给祖国的不是感叹和泪水，而是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
我指着手里照片上其他的三个人，问道:“苏教授，如今他们三个在哪儿?”
“在美国。上次我还见到过他们。二十二载重相逢，真是又惊又喜。他们有的已成为当地有名的学者，他们无不惋惜地对我说，如果我当初不回国，前途一定比他们更美好。”
“那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我告诉他们，人是有理想信仰的，不能单纯为吃喝玩乐而活着。美国的花园别墅、私人轿车是不错，但那只是生活的附属品，不是生活的目的。对于回归祖国，无论过去和现在我都不后悔。我愿做一只北京鸭，从里到外都献给人民。”
北京鸭，多么形象朴素的自喻，这是一颗赤子之心的剖白。这时，苏鸿熙的爱人、在外语学校工作的苏锦下班回来了。经苏鸿熙介绍，苏锦彬彬有礼地朝我一笑。
“你每天怎么上下班呢?”我随意和苏锦聊着天，
“在中国生活习惯吗?”
“开始不习惯，慢慢就习惯了。”
她微笑着，答的很轻松。但我知道，在这坎坷的二十多年里，这位不平凡的妇女确确实实受到过不少冷遇、歧视和磨难。初来中国，没有合适的工作，她便和许许多多勤劳的中国妇女一样，默默地承担起繁杂的家务，没有洗衣机，她学着用搓板洗衣，双手冻的象胡萝卜，她系着围裙蒸馒头，排一长队买东西，除此之外，她还主动到资料室、化验室、学员队去找工作，当义务教员、义务化验员。三年困难期间，她把为数不多的口粮省给苏鸿熙，饿着肚子开荒种红薯;顶着寒风买糖、运煤、拉白菜，衣服磨破了，在外面罩上一件短大衣，照样去上班。特别在十年内乱中，围攻、讥笑、谩骂，常常劈头盖脑地打来。她精心收藏的一套古典乐曲唱片，也被抄走了;她唯一借以寄托乡思的家庭小照，也被没收了，她不敢出门，不敢上街，甚至她的孩子们也会遭到无缘无故的嘲讽。当苏鸿熙被下放劳动，春节也不让回家，苏锦带着孩子挤在二间破旧的小屋里，逢到雨天，要冒雨去挖排水沟，即使这样，她仍然象千千万万勤劳的中国妇女一样，默默地生活和工作着。她先后曾两次回国探亲，但她没有用那为数不多的外汇给自己的家庭添置生活用品，却购买了苏鸿熙工作和科研急需的心导管和书籍。她关心的不是个人的小家庭，而是中国医学事业的发展、进步和繁荣。
“你们将来准备去美国定居吗?”我知道苏锦有一位孤身年迈的姨母，曾儿次来信邀请他们去美国，并为他们准备了房一子和财产，况且，苏锦的两个儿子又都在美国留学。
“不!为了祖国的‘四化’建设，我要把有生之年的全部精力都贡献出来。现在，要干的事情太多，我恨不得把每分钟都拉长，哪里还有心思去享清福呢?”苏鸿熙坚决地说。
当我向他们告辞出来，静谧的小道铺着溶溶的月色，虽然天气很冷，但我的心却热呼呼的。亲爱的祖国，您有这样千千万万赤诚的儿女，等待您的一定是如花似锦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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