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看电影是一件最惬意、最过瘾的事情:一张握在手的电影票、一筒散发着奶油香的玉米花、一杯凉冰冰的可口可乐、一张又软又大的沙发椅，喜剧、悲剧、正剧，想看就只管看下去，直到你头昏眼花，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便可以带着满足感离开电影院的座椅驱车回家睡觉。
美国的电影院，大则拥有几十个放映室，小则也有七八个放映厅，多部电影同时放映，从早到晚向观众敞开，只要你有时间，有兴趣，有买一张电影票的钱，你就可以从早看到晚，绝不重样!
我从小就喜欢看电影，虽然在“文革”期问只有苏联、北朝鲜、越南的电影可看，但是因父亲在省文化厅工作，家里与文化厅的俱乐部只有一个院子之隔，所以，看电影成了我们几个小姑娘在没有文化娱乐的岁月里最为刺激、兴奋和有趣的事情。
当时的俱乐部与电影院是一个意思，不同的是去电影院看电影要买票人场，而俱乐部是发票人场。最新鲜的事儿是俱乐部上映的电影总是优先于电影院，所以，着急的观众总是设法弄到票，而不是买到票。
“近水楼台先得月”，有票的时候我们大摇大摆地随父母走进去;没票的时候就对把大门的人，“叔叔、阿姨、大爷”地叫个不停—反正都认识，有时也就溜了进去。
那时正是“停课闹革命”，大、中、小学生都很少上课，闲时又没有任何东西可玩，于是，看完了上场还想看下场，连看两场再想管把门的人叫“叔叔、阿姨”就不灵了。怎么办?我想了一个今天怎么也想不到的办法—藏到厕所里!
那时的厕所可谓又小又脏，绝不像美国的厕所宽敞明亮，还有洗漱间;我们三四个小女孩能挤在臭气熏天的厕所里一躲就是半个小时，等清理上一场的人走了，我们才悄悄地返回放映厅，等待着下一场的人再看下一场的电影。
就这样，每一部电影都让我们从新看到旧，百看不厌。后来孩子们在一起开玩笑或打架，都嘴里一套一套地用某部电影里的话反击对方。
那时的电影太少，看来看去就那么几部，于是，家属楼的孩子们想方设法地去看电影已不是为电影而去，而是为了比赛谁看的电影最多。我到至今还记得自己看了八遍的《列宁在十月》、十二遍的《摘苹果的时候》、十五遍的《春苗》，到后来，常常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馄进去之后，电影一开始，我便在熟悉的对白中然人睡;一觉醒来，我带着胜利者的姿态随着散场的人流离去。
也许是得益于小时候自己比同龄人多看了几部电影，居然学上的不多，文学艺术的天赋却不少，长大成人之后竞在省里的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混了个文学编辑，从看故事变成了编故事。于是乎，看电影便成了名正言顺的事情，“有条件要看，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看”—从外国的内参片，到电影厂的观摩片，公开播映和不公开播映的影片我都挖空心思地去看。虽然那时中国的老百姓多数愿意在家里观看电视节目而冷落了电影院，但是，我对电影的钟爱始终不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