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教授，原为武汉一位科技大学的副教授，移民加拿大的一年多来一直在制衣厂打黑工。说起打黑工一事，刘教授既感到委屈，又感到气愤。原来，他在武汉交了6000美元的咨询费委托一家移民公司办理移民申请.当时他们还没有孩子，于是申请者当然只有两位。后来在申请过程中，他们夫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收养法规收养了一名儿童，他们在收养前后都向移民公司进行咨询，并得到了肯定的答复，认为不仅允许而且称已经告知加拿大移民局。可是当他们告别家乡到加拿大落地报到时，麻烦也就跟着从天而降。移民局认为，他们没有事先通知移民局，因而这种情况也就违反了加拿大《移民法》，应该立即遣返原地。但鉴于目前他们已经到加拿大的现实，准许他们暂先人境，但先将移民纸扣在机场移民人境处，等候进一步处理。
这一下可把刘教授给难住了。没有了移民纸就等于没有了合法身份，他无法象其他落地报到的移民那样办理一切有关手续，没有资格去领取社会保险卡、健康卡、移民礼品包、孩子牛奶金等，没有社会保险卡，他就没有资格去打工，如果没有机会打工，他就没有任何收人来源，那么吃住就成问题。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将来判他们返回中国，他们的损失就更大了。
傍大腰圆的刘教授是够坚强的。首先他很沉着镇定，安慰妻子，把家庭内部先稳定住，然后再共商计谋，一致对外。他一方面，寻求他人的同情，寻找打黑工的机会，同时非法地借用别人的社会保险卡，以取得基本的生活来源，另外一方面，当移民机构通知他说，要通过法庭对此事进行判决时，他立即寻找法律援助，阐述自己的理由，花钱雇律师应诉，因为他难以花太多的钱来请律师，第一次败诉，他那几天情绪很低落，他已经做好了被遗返回大陆的心理准备。但是后来情况又有转变，因为他一直没有停止多方面的奔波，并到教堂求助。他为此事花费了太大的心血。
1999年9月，我和刘教授相约在唐人街多伦多有名的“枫城酒楼”吃早茶时了解到，打工一年下来，他瘦了20多斤，原来宽松的腰带已经紧了三个孔。
“打工”，这是国内朋友很难理解的问题。既然“博士、硕士都在打工”，甚至连打工的工作都这么难找，为什么不回国?既然不回国，可见国外的生活还是好于国内。
他的体会是:就好像在国内的一些例子。我们在国内时，住在大城市，常看到农村来的朋友在墙角做饼，孩子在旁边玩耍，完全没有玩具，更谈不上教育.做饼的朋友常受人白眼，但他一直在坚持，没有回农村去。中国人在国外也有类似的命运，但这就是生活。不得不承受经济、文化、心理等的痛苦考验，而不愿回到自己熟悉的旧环境中去。
来自大连的一位新移民告诉我他的故事。初抵他乡，他为北美的现代化和如画的风景所叹服。他喜欢摄影，像所有的新移民一样，他挎着相机忘情地奔波在大瀑布、CN塔、满山遍野的枫叶红中。两天的新鲜劲儿过后，他从陶醉中醒悟:要打工挣钱，养家糊口。他开始体味打工的辛酸。在加拿大找工并不容易。朋友开车带着他到处去转，不熟悉英文和广东话为找工增添了太多的不便。几天下来，叩开多少大门又都被关上，最后总算在唐人街的一间华人超市找到一份宰鱼的活，每个小时才挣6.85元。不管挣多少钱，工作总算有了着落，他于是满心喜欢地去上班。从未操持过家务的他，脚蹬雨靴，手持宰鱼刀，像模像样地“侍奉”着欢蹦乱跳的鱼蟹，倒也能应付。“活脏活累，手上划破了口子不算什么，最难忍的是工友间的相互欺负”。他深有感触地说了这句话。和他一起打工的大部分都是讲福建地方方言的，这些人看他听不懂方言，就欺生地用香烟头烫他的衣服，往他换下来的鞋里灌冰水。开始几次，为了这份工，他忍了。心想时间长了，大家熟悉了就好了。忍了两个星期，这些人看他不吱声，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有一天，竟然当着他的面，往他鞋里倒鱼肠子。他感到人格受到了侮辱，不能再这样哑忍下去。他不干了，当即让老板给他算工钱。老板刁难不给，工友们在一旁跟着哄哄。他火了，北方人的脾气上来火爆，他操起一把宰鱼刀，把这两个星期受到的所有侮辱都宣泄在这把刀上，他狠狠地把刀横在了眼前宰鱼的木墩上。工友们被他的气势震慑住，不敢再出声音，老板也慢慢地把钱数给了他。他昂着头跨出门外，任眼泪夺框而出，他在心里感叹到:长这么大和人打架也没有动过刀啊。
他继续找工，唐人街东区所有的商户他挨着门地去敲去求。他在超市卖过菜;在酒楼刷过盘子洗过碗;在搬家公司当过苦力;在制衣厂裁剪衣服，等等。他说，这两年打工最长的活儿是现在的电子厂工作，已经超过半年了。最短的工是在一家酒楼洗盘子。他面试时，正逢酒楼最忙的时候，老板没有顾上和他谈工钱的事，就派他去收拾桌子，到厨房洗碗刷盘。他手脚麻利地一通儿忙乎，帮老板解了大围。这些年找工，他也找出了经验，他想不能这样傻干。稍见空隙，他又去找老板间工钱的事，老板反问他要多少，他说起码要保证最低小时工资。老板大声一笑，给你5元一小时，还是看你刚才的表现。爱干就留下，不愿意，大把的博士、硕士在候着呢。他掉头就走，他就认这一个半小时是交了人生的学费。
几年来，他家的经济状况一直不好，他每月的收人只千元左右，太太在酒店打扫卫生，收人不稳定，所以他们省吃省用，租住最便宜的房子。有一年过春节，也是他老父亲过90寿辰，地方政府领导、亲朋好友纷纷前去祝寿，此时，老父亲最盼的是最小的儿子能从大洋彼岸回来为他做寿。电话铃响了，是他从加拿大打来的，他告诉父亲，自己工作忙脱不开身回去，寄回去100元钱祝愿老人家健康长寿，贺百岁时他一定回去看看。老父亲流泪了，他当时也哭了。他动情地说，他不敢告诉父亲，是凑不够机票钱回去看他老人家的。人世间有多少子女，盼着能为自己的双亲祝90大寿啊!他说，可自己因为经济窘迫而错过了这个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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