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郭沫若曾经在他论诗的著作里说过:“我始终是感觉到只有在最高潮的时候的生命感是最够昧_的。”这里，“最高潮的时候的生命感”，指的就是诗人那如岩浆奔涌、狂减突进般的诗情。他在“五四”时期写的《女神》、《凤凰涅》、《地球，我的母亲》就是他这生命感最高潮时候的杰作。据郭老在《我的作诗经过》一文中回忆，他的早期诗作名篇《地球，我的母亲!》是在一种发狂般的状态中写出来的。当时，他赤着脚在石子路上踱来踱去，感悄喷发时甚至情不自禁地卧倒在路上睡着，想真切地和“地球母亲”亲昵，去感触她的皮肤，接受她的拥抱。写《凤凰涅》则简直是“一种神经性的发作”了，他感到“全身都有点作寒作冷，连牙关都在打战”。显然，诗人这种神经质的冲动，是他长期蕴蓄在胸的激情的爆发。在郭老这些诗作名篇里，那创造新鲜太阳的“女神”，那烈火中自焚的“凤凰”那可以吞吃一切的“天狗”，想象何等丰富，气势何等雄浑里音调何等激荡!它象电光、火花，照亮读者的心灵，点嫩人们的思想，人们仿佛从诗篇里听到了反帝反封建的呼声!这些才华横溢、气魄雄伟的诗篇，当然是“节日诗人”们那些如“紧握笔杆作刀枪，千军万马动地来”，或“台台马达日夜轰鸣，声声怒吼掀起洪波”一类的节日诗所无法比拟的。诗以情动人，无情即无诗。我们的“节日诗人”块少的就是这火一般的豪情。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郭老的灵感来了，所以如此激动。我们并不否认有灵感。灵感，无非是某种因素的刺激，突然使作者想象飞驰，思路杨达。因此，灵感也好，激情也好，都不是神秘的、缥缈的东西，而是作者长期生活积累的突发。如果只把注意力放在揣摩政治风向上，而对现实生活没有详尽的观察研究，没有深切的体验感受，即使现实生活如何充满诗情画意，恐怕也唤不起你的灵感来。所以，一个诗作者创作的成败，首先取决于他是否深入生活，他对生活有无深刻发现和独特感受，有无真挚深沉的爱。我们的“节日诗人”未能写出真切感人的好诗，关健就在于此。 这些作者写诗还有一个通病，就是人云亦云，缺乏独创。有的作者去年写了一首节日诗，没被采用，今年仅变动几个字，把时间改一下，又寄来了。这些诗，放到去年可以，拿到今年也行，毫无特色和新意可言。诗贵创新。宋代诗人欧阳修就曾经说过:“若意新语工，道前人之所未道者，斯为善也。”道前人之所未道，当然应是自己的独创，并非千人一腔、人云亦云，正如屠格涅夫所说的，必须是艺术家“自己的声音”。在文学史上，凡是有成就的诗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独 特创造性。当然，这种独创，并不是搜索枯肠的主观臆造，而是来自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杰出的诗人总是善子在生活的海洋里，撷取那最富有典型意义的形象，捕捉那金子般闪光的诗意，然后经过艺术概括，锤炼出最富于新意的诗句来。例如，唐代著名诗人李贺，为了收集创作素材，经常吃了早饭就背着一个破旧的锦囊，骑着毛驴出门漫游，观察生活。每当见到好的题材，或触景生情想到好的诗，就马上记在纸条上，装进锦囊。晚上回到家里，再将纸条从锦囊里取出，连夜选择整理，把这些零碎的不完整的句子作为触媒，精心构思，写出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篇。除了有特殊的情况外，几乎每天都坚持这样做。由于他平时特别注意深入实际观察生活，不断汲取生活中的养料，创造出了不少意境美妙、色彩浓郁、变化多端、奇崛警拔的杰出诗作。古人曾用“诡”、“奇”、“险”、“怪”四字来概括他诗歌的特点。李贺诗歌创作的独特成就，为我国古典诗歌开拓了新的境界，而他的创作实践，值得我们认真借鉴。
有人曾将写诗比喻为蜜蜂酿蜜。如果说，诗是蜂蜜，那末，生活就是鲜花。我们期望着那些习惯于写节日诗的作者，象蜜蜂酿蜜那样，广采生活中的花朵，去酿造别人不曾酿过的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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