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在我们报纸的副刊上，有好几位作者发表诗歌别多，每逢节日或有什么重大的政治活动，副刊上总少不了他们的诗歌。这些作者的创作都很注意“配合中心，又摸透了当时报纸的规律，稿子总是提前在节日前十几天寄来，所以几乎每稿必用。我们编辑部的同志都誉他们为“节日诗人”。但是，最近几年，报纸副刊以及文艺刊物上，却很少见到他们的诗了。是他们写得不勤了吗?不是，他们还是经常有稿子寄来的，但采用率显然很低了。这固然和编辑部的选稿标准有了变化有关，但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作者自己。
这些“节日诗人”写诗大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并非有感而发，而是为赶形势而写的。“五一”写工人，“七一”歌颂党，写解放军，“十一”歌烦祖国，取节日寓含的特定内容，贴上一些时髦的政治口号，这几乎就是他们的创作规律。更有甚者，有的一经打听到中央有什么重大政治活动或会议，也是如法炮制，提前把稿子寄来。中央会议公报还未发表，他们的诗里已充满了群众欢呼、学习公报的热烈场面。公报一广播，有的作者就匆匆赶到编辑部来，把公报里的最新精神，变为押韵句子，添加进去。这哪里是写诗?简直是填空白。这种情况，在“四人帮”推行阴谋文艺，形而上学猖撅的年代，是屡见不鲜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盛行这些，报刊编辑也有责任。但直到现在，一些作者还墨守“陈规”，在那里“无悄硬发”，这就不能不值得深思了。
诗要好，作者首先要有真情实感。这里所说的真情，当然是人民之情，革命之情。所谓实感，无非是作者对所描绘的生活的感触。有情有感，才会浮想联翩，激情奔放。无感硬发，面璧苦吟，泛泛而歌，尽管满纸“豪言壮语”，那诗歌也必然味同嚼蜡，令人不愿卒读。从这一意义来说，饱满的激情，应是诗歌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