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学回家，我对外婆说:“我们六年班五十六位同学，只有八位申请到中文学校读书，因为提到中文，大家就好像见到猛虎野兽，更不要提文言文了。”
“马来西亚的孩子也够可怜的，同时要学中、英、巫三种语文，还有数学、科学、地理、历史等，的确很难掌握。”外婆感慨地说:“可我的孙儿们，中文一定要懂。”
“但是，外婆，我才三年级，那么多功课，又要补习，连玩的时间都没有。”弟弟抗议道。
“唉!在印尼，我童年时代，想学中文、想拥有中文书实在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那时有两位从南京来的老师和我父亲是好朋友，他们带来了许多中文书，在学校办了一间图书馆。我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图书馆管理员。我常常把心爱的读物在第一时间内，借回家或是在那儿自修。我的父母亲是印尼的华侨，但他们只能说，不能阅读和书写，只好道听途说。父亲尤其遗憾，他勉励他的六个儿女们一定要学习中文。”“不久大战爆发，教师赶回中国，我们也忙着逃难。那三年七个月动荡的日子，我们都没有上学。”
“哗，真棒!三年多不必读书，那你们做什么呢?”弟弟兴奋地问。“大人种蕃薯、木薯、打山猪、打野兔;小孩到河里游泳、钓鱼，外婆小时候比较内向，不爱玩，那段日子，我除了读字典，还读了很多书。我的中文就在那时扎根的。”
“大战结束以后，我的童年也结束了，当同龄女伴都在忙着待嫁或制作点心做买卖时，我却在学校当了教中文的小老师。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四十年代，我很感激父亲赐给我上学的机会。”外婆感恩地说。
“中文陪我度过童年、中年，现在我可以阅读各种中文书报来快乐地度过晚年，我是感到蛮庆幸的。”
原来四十年代的人要学中文是这么不容易，到六十至七十年代，妈妈求学时期，马来西亚华人子弟，都可以学习中文。可惜除了课本，课外文学书籍很少，中文电影却很盛行。
妈妈从小便是个戏迷。因此，梁山伯与祝英台、花木兰、刘三姐等卡带都是我的摇篮曲。八十年代，妈妈对中文痴心爱慕，到处搜罗文学书籍、中西童话故事，最近还收集了经典光碟。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就在耳濡目染的环境下，深深地爱上中文。当我们一块儿观赏这些经典作品时，也就是我们一家人的欢乐时光。
每逢假期，妈妈总要我们背诵徐志摩的诗、朱自清的《背影》，《木兰辞》、《爱莲说》、《桃花源记》等。因为我认识中文，所以我有看不完的戏、听不完的歌以及读不完的书。遨游在书海中，最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朱自清的《背影》。
《背影》这篇文章结构精美、文字简洁，描写了当时父子在车站分别的情景。我第一次读时，只领悟到作者以悲伤的文笔来描述。当我年纪稍大，我再读一遍，我注意到作者以细致的文字来描写他父亲的体态、动作、衣着。只是简短的对话，就令人非常感动于那股父子之情。待我年纪稍长，我体会到作者透过背影，描写父亲复杂的内心世界;儿子对父亲刻骨思念之情，全部倾注于背影之中。“背影”的魅力是它带给我一次又一次的感动。
我爱中文，不但只是它是我的母语，而且使我深刻地体会到读书能充实我的精神生活、塑造我的人格、丰富我的语言等。有许多我们的马来同胞、印度同胞等各族孩童从小一起在华校成长，学习中文。他们喜欢探讨中国文化及风俗习惯，欣赏书法、美术、诗歌、文学，还有我们独特的珠算、心算。学习中文，使我们各民族更能和睦相处。我希望将来当个中文老师，把中文发扬及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