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 军阀 ”有关的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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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2-23 08:16:06
《《1921》观后感550字》
“军阀要我死，我要中国生”随着这句口号喊出，电影拉开了帷幕，他以黑白画面的形式做开头，聚集1921前后的故事，平均年龄仅有28岁的青年们，聚集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其中，李达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角色，一天晚上，他趴在窗前，看到了一个小女孩，他朝着祖国未来的希望挥了挥手，那个对祖国希望的笑脸，深深的烙印在我脑海中。
李达夫妇在剧中起到了推动剧情发展的作用，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在天台上深情的唱着《国际歌》的情景，虽然声音谈不上好听，但那饱含着对未来的憧憬和饱含深情的声音，深深的打动了我。
当年共产党的成立如同埋下了一颗属于中华儿女的火种，一颗为点燃九州大陆而生的火种！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那样，共产党成了引领新时代中华儿女前行的光，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才有了我们现在繁荣昌盛的中国。
看完这部电影，我真切的体会到了百年前的先驱们为了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所付出的牺牲与努力，我也终于明白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句话的寓意。正是这星星之火使胜利的红色旌旗飘遍中国，点亮了中国革命的灯塔，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正是有了这些舍己为公的共产人，才有了现在的新中国，也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歌词。我今后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做出贡献，做一名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在革命危机关头孙中山联合苏联反对北方军阀》
众所周知，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开始于孙中山的容共政策。表面上，孙中山的容共政策，来自于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但实际上，将共产党人引入国民党，并授予重要职务的，到底是孙中山。因此，从孙中山如何制定并施行其容共政策，了解孙中山在与中共合作过程中的态度、作用及其认识变化，理应是了解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及其政策的起点。许多年来，在涉及孙中山为什么会采取容共政策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相当多的争议。简单地把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容共”建议，看成是孙中山用以“联俄”的一种诱饵，或者简单地断言孙中山决定接纳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予以重用，纯粹是因为看重共产党人的才干，显然都不是十分客观全面的看法。涉及这一问题的不同结论，可比较以下两种颇具代表性的著作：台湾方面者为李云汉的《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国学术奖助委员会，1966），大陆方面者为马齐彬主编的《国共两党关系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为代表。因此，准确地解读孙中山的言论，了解孙中山与共产党关系的状况，对于我们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包括了解此后国共关系深入发展和破裂的原因，都显得格外重要。
孙中山接纳中共的初衷
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就个人而言，历史上早有交往与合作。中共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早在辛亥革命时就曾与国民党（当时还是同盟会）人合作，做过革命后安徽省都督、同盟会会员柏文蔚的秘书长。中共另一创始人李大钊也早就与国民党人张继过从甚密，在李当年好友白坚武的日记中，我们可以发现李与张继曾常相来往的情形。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白坚武日记》（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第33、42、44、54、56、77页。只不过，最初两部分人主要是意气相投，不存在组织之间的问题。正是由于意气相投，当中共最初成立时，国民党中的个别骨干或国民党前身老同盟会的成员，还积极协助，甚至参与其间。如沈玄庐、林伯渠、吴玉章、谭平山等，原本就曾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中共早期组建活动的邵力子、戴季陶等当时就是国民党党员。因此，即使中共初创，双方一些主要成员之间的良好关系也并未改变，相互交往、合作的事情也仍有发生。如1920年部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上海筹建中国共产党后，国民党人即诚邀陈独秀前往广州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长，陈独秀也欣然赴任，即是证明。同样的情况，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甫告成立，就配合共产国际代表，主动邀请国民党人与中共等各个革命团体的代表一起，组成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共同策划东亚的反帝革命运动。张太雷1921年8月回到上海，传达了共产国际邀请中国各革命团体参加伊尔库茨克会议的建议，并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一起承担起联络中、日、朝等国革命团体的任务。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所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第63页；《张太雷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第329～330页。孙中山对此也慨然同意，指定张秋白为国民党代表，且授予正式委任状。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现易名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RussianStateArchiveofSocio?PoliticalHistory），全宗号495，目录号154，卷宗号181，第36页。说中共成立后即排斥国民党，与事实多少有些出入。多数中###史著作依据中共一大通过的文件，均相信初期中共是严厉排斥国民党的。有些国共关系史著作并有专节说明此点。如王功安、毛磊《国共两党关系史》，武汉出版社，1988，第5～7页。
从中共“一大”及其会后的表现看，中共内部对国民党的态度一度确实不尽一致。“一大”曾有决议主张“对现有各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甚至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第8页。。然而，由会议报送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却清楚地解释说：多数与会者相信，依据中国的现状，“我国的军阀就是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人。”共产党需要与其他党派共同行动，以反对共同敌人，这“并不违背我们党的原则”《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史资料出版社，1987，第54页。。因此，与国民党合作的想法，实际上又是共产党方面主动提出来的。这是因为，1921年中共成立时，只有区区50余人。一年之后，即当中共“二大”召开时，也仅有不足200人。力量如此弱小，又处于秘密状态之中，要想切实推动中国革命和谋求自身组织发展都极端困难。曾经在爪哇从事过工人运动、有过统一战线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H?Maring，又名Sneevliet），在中共“一大”后听说共产国际有召集中国各个革命团体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消息，很快就萌生了联合并依靠民族主义力量的设想。他几乎马上就与上海的国民党人取得联系，并积极谋求会见孙中山。1921年12月，马林得到孙中山同意，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前往桂林孙中山大本营所在地，在那里停留了9天，与孙三次长谈，并广泛接触国民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有关马林与孙中山会面的一些情况，可参见邓家彦《马丁谒总理纪实》，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印《革命文献》第九辑，第203～207页。随后，马林又进一步赴国民党的根据地广州访问，与更多的国民党人沟通。此次考察，使他最终确定了要推动国共两党合作的想法。无独有偶，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俄共领导人列宁（V?I?Lenin）也向在莫斯科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国共两党代表表达了同样的意愿。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第198页。这种情况清楚地显示，就共产党方面而言，争取与国民党合作实在是大势所趋。
有关这时孙中山对马林建议的态度，留下来的资料不多，但孙中山对自己的信念和力量充满自信，无意与共产党联合的情况显而易见。在桂林，孙中山明确告诉马林：他对苏俄革命的经验很感兴趣，但对中国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刻意模仿苏俄的做法不以为然，因为这些年轻人只对社会主义感兴趣，他们的小集团“对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却毫无用处”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2页。。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表示不赞成从西方引进马克思主义。他直率地对为马林做翻译的中###员张太雷说：“为什么青年要从马克思那里寻求灵丹妙药，从中国的古典著作中不是也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吗？”马林：《和孙中山在一起的日子》（1926年2月），《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373页。在几年后马林公开回忆的这些只言片语的对话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孙中山对五四运动之后在全国各地出现的各种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激进小组织的看法。而他在这里特别批评的所谓小集团，无疑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
孙中山的数次长谈，以及国民党当时所显示出来的力量，显然对希望能够像在爪哇那样大干一场的马林，产生了影响。回到上海之后，他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不已。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他对国民党的状况做了一番热情洋溢的描述，不仅强调在国民党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接触过社会主义，自称社会主义者”，同情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而且断定“孙中山同工人已经有了长期的联系，党的领导人在广州支持工会组织，在罢工中总是站在工人一边”，强调国民党的军官和士兵都非常向往俄国，说国民党虽得到少数华侨资本家的支持，但国民党在政治上从未反映过资产阶级的要求。他的结论是：共产国际应当与孙中山国民党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不是全力去帮助中国共产党。至于力量弱小，又与工人运动毫无关系的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加入国民党，因为在那里他们才可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在他看来，国民党的纲领“为各种不同派别的人入党提供了可能性”。没有证据证明有过“青年国际代表达林来中国向国民党提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政策，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严词拒绝”（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中语）的情况。达林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从未提及此点，且马林此前早已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人表明了希望允许中###员加入国民党的意见，达林亦难再提此议。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0～71页。
马林是如何向共产党和国民党具体提出这一建议的，目前还不得而知。但首先提议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无疑是马林，而不是孙中山。已有资料显示，他回到上海后不久，就接连同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在上海的领导人，就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可能性问题进行商谈。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在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张继等人看来无疑是一件好事，因此他们明确表示欢迎。但当马林转过来建议中共中央移往广州，“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时，却遇到了阻力。陈独秀得知马林将前往莫斯科做游说工作，于4月6日给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中国问题的维经斯基（G?N?Vojtinsky）写了一封态度强硬的信，详细说明不同意见。内称：
马林君提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下）：
（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
（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无加入之可能。
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六条意见为荷。《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年4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1～32页。
尽管陈不愿在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做出选择，但50余天后，即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就炮轰总统府，发动兵变，中共中央不得不很快督令依靠陈炯明活动的广东共产党人站在孙中山的国民党一边，甚至不惜为此开除了不听命的广东党负责人陈公博。注意到越飞（A?A?Joffe）、马林等来自共产国际和苏俄的代表正在积极谋求与孙中山的合作，中共中央支持孙中山，赞同与国民党合作，实乃大势所趋。吴相湘：《陈炯明与俄共中共关系初探》，转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52～156页。
中共中央赞成国共合作，但基于意识形态的要求，坚持在这种合作中两党至少要平起平坐，并且理应由共产党来负政治指导之责。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来开展工作，这或多或少损害了共产党人的阶级优越感。马林刚一返回莫斯科，中共就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专门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明确提出：以目前中国无产阶级的现状，扶助民主派起来共同打倒封建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确实必要，“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他们坚持，对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应由自己“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中共二大《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65~66页。。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在了解到国共两党力量相差悬殊的状况之后，接受马林的观点，要求中共“应该在国民党内和工会内把拥护共产党的人组织成一些小组”《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命令》（1922年7月18日）；《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发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委任书》（1922年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1922年8月）。以上见《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7～80页。。8月12日，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的上方宝剑匆匆赶回上海，马上拉上张太雷会见张继，说明共产国际的上述指示精神。然后即开始做陈独秀等人的工作。中共中央为了等待北京的李大钊和张国焘到沪一同讨论，被迫将预定的会议延至月底举行。在此期间，孙中山恰好因军事失利由广东退回上海，马林遂向孙中山转达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与孙中山和张继等具体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及改组国民党的相关问题。孙中山当场表示，赞成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做国民党的党员。于是，马林立即与李大钊、张国焘、瞿秋白等中共领导人个别交谈，再做说服工作。28日至30日，马林与中共领导人集中到杭州西湖，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与国民党合作问题”。尽管与会者中仍有人对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一点持有异议，但当马林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再“没有遇到激烈反对”。“参加讨论的执委会委员们一致认为，通过积极参加这个民族主义运动可以为我们的工作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关于这次会议讨论的情况，马林和陈独秀的说法存在着某种不一致的地方。马林在会后的笔记中和随后给共产国际的口头报告中，都明白地说明“这个问题没有遇到激烈反对”，“反对意见只是来自我们广州的地方组织，该组织支持陈炯明对孙逸仙的政策，因此该组织的领导人被我党开除。”但陈独秀和张国焘的回忆却强调会议当时有过激烈的争论，只是当马林“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马林：《工作记录》（1922年8月12日～9月7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2~83页；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转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341页；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41～245页。会后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存共产党，后者对于国民党内的工作发出指示并领导工会的组织工作。”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笔记》（1922年11月底至12月初），《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91页。
在说服中共中央之后，马林相继与张继和孙中山等再度讨论，孙中山很痛快地表示愿意亲自接纳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等人入党。在孙中山委托张继等与在沪各负责人商议，并通电国民党相关支部后，国共两党终于就中###员加入国民党问题达成协议。9月初，经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等先后正式加入国民党。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时间，李云汉根据国民党公务部交际日记，断定为1922年2月上旬。但据李大钊自述，当为1922年孙中山在沪期间。因据马林笔记，李大钊8～9月间曾来上海参加讨论决定与国民党党内合作的杭州西湖会议，会后即有陈独秀等入党之事发生，故此判断李之入党当与陈独秀大约同时。参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57页；李大钊：《狱中自述》，《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第890页。随后，根据与马林商定的改组国民党的计划，孙中山很快指定陈独秀为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九委员之一，参与国民党的改组工作马林记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会”。马林：《关于杭州会议后活动的报告》（1922年10月14日）；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笔记》，《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4、92页。。孙同时还任命与吴佩孚来往较多的李大钊，和张继一起担任同吴联络的代表。当李大钊等向孙说明自己不能退出共产党时，孙明确表示说：“这不要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汪精卫：《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政治周报》第5期，第12页。
孙中山为什么愿意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其一，与孙中山这时对党的认识有关。长期以来，孙中山始终认为，党不过是传播主义的工具，多一些人入党，就多一些主义的传播者和同情者。比较孙中山以往动辄宣布接受整队士兵入党，而毫不在意这些士兵实际上仍在军阀势力指挥、控制之下的做法，不难想象他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也会有同样心理。其二，与孙中山的现实需要有关。孙中山当然不会改变对中共的轻视，但他却不能不看到陈独秀这些人背后存在着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支持。孙中山接纳陈独秀等人入党的时间，恰好在他再度遭受地方军阀排挤，被迫退出广州之后。自1917年依靠西南军阀在广州另立政府以来，这已是两度遭遇排挤或叛变，被迫退回上海了。还在广州率海军舰艇坚持抵抗叛军之际，他就迫不及待地写信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G?V?Chicherin），明言苏俄“是我唯一的朋友”达林：《中国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26页。。这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两度严重受挫的孙中山这时对苏俄的援助会抱以怎样一种期望。一方面想要得到苏俄的援助，另一方面从列宁开始，一直到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青年共产国际代表，都再三提议国共合作，孙中山当然明白这里面的轻重关系。而联合苏俄，首先理顺与共产国际，特别是与共产国际下属支部中共的关系，也确属必要。毕竟，在这个时候的孙中山看来，让中###员加入国民党受其约束，至少要比让中共置身于国民党之外，利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力量，与国民党竞争政治资源来得有利。李云汉在其书中曾引用于右任的一段谈话，颇能反映出孙中山及国民党中部分领导人这时愿意采取容共政策的一个出发点。针对张作霖对孙容共的疑惑，于右任解释说：“中山先生与你同一心理，但异其手段。有人驱逐共产党，共产党便想法独立存在，中山先生把共产党转变为国民党，即共产党自然不存在。”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214页。
十分明显，接受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就孙中山而言，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容纳”问题。它与俄国因素密切相关。特别是两度严重受挫之后，孙中山也已经深切地感觉到“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必要了。据李大钊回忆，当时孙中山在接受他入党时曾与他详细讨论这个话题。见李大钊《狱中自述》。他接受共产党员，在一定程度上也多少含有想要借助于俄国革命的经验，振兴国民党的意图。这正是为什么他不仅“容共”，而且一上来就赋予共产党人相当职务和权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为，从俄国人介绍的成功经验和自己革命的种种教训中，他不能不意识到，单靠政治和军事的手段还不够。要振兴中国，就必须振兴国民党；要振兴国民党，就必须学俄国革命的经验在组织和宣传方面下功夫。要做到这一点，仅靠国民党自身的干部显然没有可能。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正是孙中山试图利用共产党，以汲取俄国经验的一种尝试。毕竟，在宣传组织方面，共产党人更具奋斗精神，更有才干些。孙中山：《与石克士等的谈话》（1924年11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1，第357页。孙中山后来在解释他将共产党员谭平山引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担任要职时就说过，他看重谭就是因为谭“有能力和有才智”孙中山：《与〈顺天时报〉记者的谈话》（1925年1月），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465页。。用他的话来说：“彼共产党成立未久，已有青年同志二百万人，可见彼等奋斗之成绩。”《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57页。引入共产党员为我所用，理所当然。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当马林建议说，国民党应仿照俄共（布）的形式，召开全国性代表大会，建立健全组织机构，通过决议和纲领，集中并贯彻党的意志时，他马上表示肯定。参见马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的报告》（1922年12月2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182页。
自9月初起，孙中山就开始了改进国民党组织的各项准备工作。4日，孙召集在上海的胡汉民、汪精卫、张继和刚刚加入国民党的陈独秀等举行谈话会，一同讨论改进国民党的具体设想。6日，他指定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九人组成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一个半月后，党纲及总章草案形成，交孙中山审阅后，再交国民党本部集议审查。11月15日，孙中山召集范围更大的第二次谈话会，讨论和审议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起草的党纲与总章。12月16日，他再度召开会议，进一步讨论和修改宣言草案。在随后任命的国民党本部重要干部名单中，共产党员陈独秀被指定为参议，林伯渠被指定为总务部副部长，张太雷则就任宣传部干事。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35～136、138页。
经过几个月时间反复讨论修改，并经孙中山正式批准，《中国国民党宣言》及《中国国民党党纲》于1923年1月1日公开发表。其中扼要地阐述了国民党的政治理念和革命目标，明确提出：国民党是以谋求实现民族平等、民权平等和民生平等的三民主义为目标的革命政党《中国国民党宣言》（1923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党纲》（1923年1月1日）。以上见《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1～5页。。这是中国国民党自1919年由中华革命党改组以来，第一次公开具体说明自己的奋斗目标中国国民党改组以来，仅发表过一个组织规约，后于1920年11月做过一次修正，均极简略。《中国国民党通告及规约》（1919年10月10日）；《中国国民党总章》（1920年11月9日）。以上见《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27～131、401～403页。。孙中山就此解释说：
政治进行是靠不住的，随时可以失败。军事进行，现在也有了多年，靠着他来改造国家，还说不定成功与否。所以政、军两种进行，成败都未可必。只有党务进行，是确有把握的，有胜无败的。……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重。宣传的结果，便是要招致许多好人来和本党做事。宣传的效力，大抵比军队还大。古人说：“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宣传便是攻心。又说：“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我们能够宣传，使中国四万万人的心都倾向我党，那便是大成功了。……俄国五六年来，革命成功，也就是宣传得力。我们要晓得宣传这种武器，服一人便算得了一人，传入一地便算有了一地。不比军队夺了城池，取了土地，还是可被人推翻的，还是很靠不住的，所以我们要对宣传切实来下番工夫。不如此，这目的就难以达到。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的演说》（1923年1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7页。
汲取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招致许多好人来和本党做事，扩张组织，扩大宣传，折服一人算一人，传入一地算一地，这就是孙中山决定吸收共产党员到国民党中来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思想背景。
但汲取俄国经验也好，吸纳共产党员也好，在孙中山看来，一切都是为了革命，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中国国民党宣言》中阐明的三民主义。它无疑与共产党所主张的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大异其趣。孙的民族主义只注重改正条约，民权主义只追求人民直接权力的行使，民生主义只强调限制私营经济之规模。见《中国国民党宣言》。实际上，孙中山所期望的未来中国，仍旧是一个能够与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相适应的国家，而不是苏俄式的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相对立的国家。也正因为如此，孙中山虽然全力争取苏俄的援助与同情，并且不惜吸纳共产党员，却坚持不同意在中国另搞共产主义和试行苏维埃制度。就在孙接纳共产党员并通过宣言、党纲仅20多天之后，他就在上海与苏联政府的外交代表越飞签订了《孙文越飞联合声明》。他坚持在声明中写入“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等字样，可见其必欲区别于苏俄态度之坚决。《孙文越飞联合声明》，《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1～52页。尽管孙此举多少含有想要避免刺激列强的成分，与联合张作霖的现实考量有关孙中山因担心列强敌视苏俄而牵连自己，不愿与苏俄太过接近的情况，在马林和达林等人的笔记和回忆当中，以及在给契切林等苏俄领导人的信中，都有所记载。比如，孙中山就曾告诉达林说：“请你不要忘记了，香港就在旁边，如果我现在承认苏俄，英国人将采取行动反对我。”见达林《中国回忆录》，第113页。，但以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之热衷与坚持，和他以往对共产主义与苏维埃制度之怀疑，此举绝非单纯为了掩人耳目，也是可想而知的。
孙中山对俄国式的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看法，言论很多。但最能典型地反映出他这时内心看法的，还是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之际他在广州与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A?S?Darlin）的一段谈话。在达林详细地说明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优越性，以及共产党人为何认为在阶级社会中自由是相对的等问题之后，孙中山表示了他的意见。他认为，俄国实行的，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的均平主张，或者说更接近于太平天国洪秀全搞的那一套。他怀疑，在现代文明的条件下，这样一种方式多半会与现代人的理念背道而驰。他坦率地承认，自己的三民主义起源于美国，与林肯（AbrabamLincoln）总统所谓“民有、民治、民享”（ofthepeople，bythepeople，andforthepeople）的口号意义相通。而中国的问题更与西方不同，外国是患不均，中国是患贫，因此，中国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分，还不存在西方社会那样的阶级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问题是如何用温和的和建设的方法，预防西方资本主义弊病的问题，而不是用共产主义去提倡阶级斗争，用苏维埃制度去实行阶级专政。鉴于达林等再三宣传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好处，他的建议是，如果俄国人能够证明这一点，也只能到容易接受均平思想的落后地区去，而不要在城市里直接做试验。他慷慨地表示：“我给你一个山区，一个最荒凉的没有被现代文明所教化的县。那儿住着苗族人。他们比我们的城里人更能接受共产主义，因为在城里，现代文明使城里人成了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你们就在这个县组织苏维埃政权吧，如果你们的经验是成功的，那么我一定在全国实行这个制度。”达林：《中国回忆录》，第103～108页。
(摘自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作者：杨奎松分类：历史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李宗仁与白崇禧关系》
新桂系军阀主要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三个人主持,这三个人就是被称为桂系三雄。
李宗仁（1891——1969）
因与山西王阎锡山的晋系、西北王冯玉祥的西北军一起发动反蒋战役的桂系军阀李宗仁是桂系三雄中的第一位，他是国民党的一位一级上将，著名爱国将领。其于1930年与冯玉祥、阎锡山等人发动反蒋战役——中原大战。1936年又与广东军阀陈济棠发动两广事变。1940年指挥国民党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中胜利的转折点——台儿庄战役。1947年任国民政府副主席1949年，蒋介石逃到到台湾时，李宗仁就立即来到美国，直到1965年，回到中国大陆。1969年不幸病死在首都北京，享年78岁。
白崇禧（1893——1966）
因与李宗仁是同学而和李宗仁结下深厚友谊的国民党一级上将白崇禧是一位绰号小诸葛的新桂系二把手，其又与李宗仁和称李白，在新桂系时代担任新桂系的国防部部长。解放之后与李宗仁一起赴美国。李宗仁于1965年来到中国大陆，而白崇禧则来到台湾。白崇禧没有得到蒋介石的重用，于1966年抑郁而死(另说是被蒋介石所杀），享年73岁。
《打倒军阀》
张老仿佛回到了当年，接着又谈起了那次起义，他说:“一927年3月19日至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与前两次截然不同。这是在周恩来同志统一指挥下，有80万工人参加的，气势磅礴的冲破旧世界的壮举。事前，恩来同志曾亲自到沪东区摸底，并叮嘱我们要找到会打枪的人，好给送枪来。我们在老怡和纱厂找到一个会打枪的团员以后，就在寿品里(租界)租了一栋房子训练纠察队员。
19日正午12点，上海总工会宣布:上海80万工人总罢工开始。沪东区在纠察总指挥徐航安领导下，第一个进攻目标是虹镇警察局，警察看见千千万万愤怒的工人有如潮水一般涌来，都纷纷溃逃了。我们边追击边前进，直到天通庵路，碰到了敌人的主力，经过英勇搏斗，终于把敌人歼灭了。北火车站一仗结束，宣告了这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我们把所有中国的地界全部占领，并准备进一步收回外国租界。上海总工会公开了，整天有成干上万的工人群众敲锣打鼓来祝贺.在胜利的欢声中，我们开始整编工人纠察队，从组织形式到服装、纪律，焕然一新。建制从大队到中队都健全以后，队员一律换上了蓝布制服、八角军帽。帽徽是青天白日旗中间有个五角星，星内加上镰刀与斧头。中央军委书记、总指挥周恩来同志，在湖州会馆附近的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队员个个扬眉吐气。同时成立了纺织、铁路、海员、印刷等十大产业工会。.还胜利地召开了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了临时政府，选举了正副市长。”
张老呷了一口茶谈起了更为惊心动魄的事:“正在全国人民欢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背信弃义的蒋介石已在背后磨刀霍霍了。他一方面和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相勾结;一方面又麻痹革命人民，给上海总工会送来了写着‘共同奋斗’四个大字的锦旗。当时，年轻的工人运动还没有经过严酷的考验，人们想象中的一切都是美好的。3月23日，上海总工会组织了一个们人的慰问团，拉着五火车皮物资由我带队去龙华慰问北伐军。可是到地方后，足等了两个小时不见任何来接待的人影，最后出来个司务长模样的人，命令我们把慰劳品和火车皮都留下，然后步行回去。当时，天正下着倾盆大雨，道路泥泞，我们从龙华走到湖州会馆(二三十里路)弄得浑身泥水，边走边骂。可是这些蹊跷的事情，并没引起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领导人的注意。其实，蒋介石早利用上海流氓成立了‘共进会’，4月11日晚，就包围了我们的总指挥部。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同志发现流氓捣乱，去找流氓头目杜月笙等交涉时，竟惨遭杀害。 这时，我已是上海纺织业总工会的委员长，‘四·二’早晨正住在闸北，对形势有些不明，赶到江浙区委请示宣传部长尹宽，‘是否下令罢工支援纠察队’,他却犹疑不决。恰好，这时恩来同志走了进来，当即下令:赶快罢工!我和张勤英同志急如星火地去通知沪东、沪西、闸北各厂。当罢工队伍到达闸北时，纠察队的枪已被缴光了。于是，罢工群众愤怒地举行示威游行。恒丰纱厂的支部书记王阿宝，第一个喊出了‘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的响亮口号，成为这次罢工群众示威游行的共同怒吼。 4月13日一早，在青云路广场召开了近20万人的大会，大会由李泊之同志主持，宣布了汪寿华牺牲的孤耗。会后游行示威，到二十六军司令部去请愿，当我们来到宝山路口(二十六军司令部附近)时，就遭到了机关枪扫射，天雨路滑，到处是枪声，眼看着工人的鲜血流成河，尸体装满了几十卡车。我和张勤英同志急忙赶回江浙区委新建机关，听到恩来同志对赵世炎同志果断地说:‘现在形势变了，我们的组织形式也要相应地改变。’从此，十大产业工会除铁路、海员之外，其余均取消，工作改由各部委领导。组织形式虽已改变，但因缺乏秘密工作经验，仍然付出了血的代价。如陈延年、赵世炎、张佐臣、杨梅生等无数工运工作的领导人，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英勇地、无畏地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先烈们这种崇高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 由于蒋介石背叛革命，中国革命转人低潮.我们按着党的教导，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继续前进。经过十年内战，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中国的革命运动经过了漫长的黑夜，终于迎来了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