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认为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是分离而对立的两者，各执一词壁垒分明。实际上，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不是两柄对立的矛，不需决一死战你死我活方休。如果把社会比作一只正在飞翔的大鸟，那么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就是它的两翼。两只翅膀缺一不可。若是少了其中之一，这只大鸟就会坠落九霄，不复翱翔。它们是彼此的助力，相互依存，也相互促进。
人文情怀求之于人的内心，是人的精神追求与最高理想。科学精神求之于自然，是人对世界的求索探究，用无数的公式、定理、论证去将世界更好地定义，其实也是在践行着人文情怀。
科学精神从不能脱离了人文情怀独自存在。牛顿、爱迪生、富兰克林、开普勒等科学家孜孜不倦进行科学研究，他们求真务实的探索、源源不断的创造无不源于他们对科学的献身精神、无不体现他们为了人类进步而钻研的崇高理想。生活中从不缺人们对自身的关注，对社会的期待，对未来的设想，对人生的探索。然而，是难得的科学精神，使得他们能够在一次又一次失败的实验中吸取教训再继续下一次实验；能够在难以言喻的寂寞中不懈坚持；能够在他人的冷嘲热讽中依然故我。科学精神，是他们身上无比珍贵的财富，也是他们身上人性的闪光点。
人文情怀是推动科学精神的动力。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袁隆平曾说：“我还有两个心愿。第一，是在2010年实现超级杂交稻大面积示范亩产900公斤的目标。第二个心愿是在国外进一步发展杂交稻，造福世界人民。”也许有的人是抱着赚钱的想法进行科学研究。但更多时候科学精神总会超越简单的功利主义。如果不是为了自己的“雄心壮志”日夜呕心沥血，如果没有“造福世界人民”这样的人文情怀，袁隆平怎么会兢兢业业近五十年，而日夜面对的只是稻田里的夏虫鸣唱晚风轻响？既已年过八十，不如早归园林含饴弄孙，笑眯眯地享受生活的乐趣。科学探索本就是人类人文情怀的体现，是对自己人生价值的不断挖掘。蔡元培先生曾说：“学问并非学商者即为商，学政治者即为官吏，须知即将来不作一事，学问亦为吾脑所应具之物。”的确，求知与学问很多时候并不应当带着一种功利性的目的去进行，不妨日日时时叩问本心：什么是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又是自己所做的事情的真正意义所在？
科学精神为人文情怀提供保证。在400年前，德国某小镇的伯爵资助一个青年进行光学器件的研究，在小镇居民抱怨伯爵不体谅受瘟疫的穷人反而为无关闲人的爱好乱花钱时，伯爵却确信终有一天他的资助会有回报。果不其然，青年的工作带来了显微镜的发明，其最后结果大大减轻了人类所遭受的苦难，这回报远远超过单纯将这些钱用来救济遭受瘟疫的人。伯爵的坚持，是因为他相信他的花费总会带来无法想象的效益。他是在投资，用金钱、时间、无与伦比的信心购买一个稳定有力的未来；用难以望见结局的恒心期待那即使是平民百姓也可高枕无忧的未来。
我们常有与小镇居民同样的埋怨，不解为何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科学研究，为何不重点解决眼前亟待关注的饥荒、传染病等难题。对科技的投入关注的是人类的长远利益。现在的我们无法知道未来会如何，正如几十甚或几百年前蒙昧无知的百姓不会想到如今在天上自在遨游的飞机；不会知晓月球上其实全是坑坑洼洼的洞穴而非温柔婉转的嫦娥。过去科学家们的刻苦钻研与大量重复实验在今天被证明是值得的。从生活水平到平均寿命，近百年间人类的生活质量的确发生了质的飞跃。这不计其数的付出带来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巨大价值。这价值超越了个体，归属于人类这个最大的群体。有这样一种确实的坚信，坚信现在的付出是在筑造一座足以保全人类的坚硬壁垒；相信科学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为生活带来便利或是彻底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相信人类的更多理想会被实现，生命的意义得以被认知……相信大量的花费在未来终究会被历史证明是值得的。
爱因斯坦曾经的一句话很值得我们思考：“我无法证明我说的是正确的，但这是我的信仰”。是的，没有人能证明现在的付出是正确的，但这是我们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