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因人的存在而绚丽多彩，人类为追求自我的幸福而推动历史长河滚滚向前涌去。从14世纪起，人文主义逐步发展，到18世纪，启蒙思想深入人心，这无疑是个巨大的进步。然而，在这前进道路过程中，每个人的生活又因人而异。
在远古时代，由于私有财产而产生了阶级，今天依旧存在，且贫富悬殊。在华丽的宫殿中，有封官得爵的富家子弟，而在街头巷尾可能就是贫民窟。迥异的生活，随处可见。
毕竟不同人在世上担当的角色不同。正如那位伯爵一样，它应该努力为国家发展、进步作贡献。用最敏锐的眼光发现那位磨镜片的智者，伯乐相马，并资助他直到发明显微镜，为医学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而捐助受瘟疫威胁的穷人并非他的职责，只是他心存良知，尽自己所能来接济他们。那些受助者应该尽力不让自己成为社会的负担，对别人的捐助心怀感恩，不要得寸进尺。在这种人文主义与科学精神发生冲突的时候，它的解不是一扯两断，而是需要找到线头，以柔和的手势轻轻一抽，让一切归于本来应然。
尤肯达修女的悲天悯人、同情弱者的人文情怀是道德的一种体现。但道德，不是没有弱点。自古以来，人们对道德的争论从未停息。孟子和荀子关于“人性善”还是“人性恶”的分歧，“以德治国”还是“以法治国”，“德才兼备”还是“唯才是举”。我们只能由衷感叹，道德是没有一个固定标准的。在不同情况下，它可大可小。如果以道德为处理一切事务的标准，那么只会经常出现两者皆对而不能选其一的情况。
自然界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各种生物出于生存，生命往往要以其他生命为代价。我们要做到，如何使牺牲达到最小。我们得要学习鹿遇到危险时，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精神。分清楚主次方面，小我毕竟是个人利益。人文主义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思想，说其根本，它就是自私。而大我是站在国家的角度，辨清利害关系，甚至是站在整个世界的立场上，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效力。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点，实践早已证明它的正确性。工业革命时期，科学技术不断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它所产生的财富是巨大的，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其背后，是科学家追求真理永不言弃的执着，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虔敬的态度。“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科学技术的发展，其根本就是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实现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我们只有勇于打破常规，突破因循守旧，按部就班的思维模式。在那些看似无法画上等号的事物之间找到交集，才能点燃创意的火花，成就辉煌。而非《百年孤独》中“时间在重复轮回，历史在原地打转，马贡多被一阵飓风刮走”的结局。
这时，可能有人会问，贯彻落实以人为本是当今社会的一项重要工作，无数贫困人民在那儿人命关头，而国家却耗费巨额去从事科研工作，就不怕引发社会动荡吗？
对此，我想说的是，一切问题都应该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而且要用综合全面的观点看问题。如果贫困人民的状况不是很严重，未达到警戒线，那我们的重点就不应该放于此，做到能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即可。像美国航天局花巨资研究火星项目，这根据他们的国情是可行的。水涨船高，贫困人民的基本生活能得到改善。如果社会状况很差，甚至国家还处于战争状态，则必须要先解决当务之急，才能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目标。所以，在实际情况下，人文与科学并不矛盾，关键是要找到解的线头。
施图林格博士的回答体现了欧美国家的“精英体制”。精英政治大大减小了国家决策的失误，如果像雅典施行直接民主，每位公民对国家政策都有决策权，虽然体现了公平的原则，但他们很难有正确的决策。世界上不可能存在绝对公平。白岩松曾说：“我们不要均贫，我们不要仇富，否则结果就是大家都穷，我们应该支持一部分先富起来。”邓小平在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时也有同样的观点。
目光长远，面向未来。施图林格博士的观点代表着一种关注未来、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未来是未知的，谁都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在科学家进行科研时，可能刚开始会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但请相信，只要正确的进行研究，时间会证明一切！同时，在面向未来时，勿忘历史，因为它能提供你一个范例，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科学是在人文的基础上进行发展而成的。从根本上来说，科学精神与人文思想并不矛盾，相反，将两者结合能够促进理性和以人为本思想的共同发展，迥异的生活也终将实现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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