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一段故事.我不禁意识到:今天我们能够经常吃到西红柿，真得感谢那位甘冒生命危险，“亲口吃一吃”的画家呢。这位画家可以称得上“冒险家”，没有冒险，哪来发现?鲁迅就曾经指出过:“许多历史教训，都是用极大的栖牲换来的。譬如吃东西罢，某种是毒物不能吃，我们好像全习惯了，很平常了。不过，这确是以前不知多少人吃死以后才知道的。”中国古代确有过许多这样的“冒险家”，神农氏曾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我国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就曾攀越崇山峻岭，亲尝百草，即使中毒也毫不反悔。这种冒险精神是永远值得后人钦佩的。
不知从何时何日，我们民族这种冒险精神渐渐淡漠了，久而久之，我们喜欢过四平八稳的生活。有人会说，四平八稳的生活有何不好?这样的生活没有动荡，没有困扰。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幸福，它墨守成规，习惯过去，不愿开拓，不愿创新，这样的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
过去好些人从报刊上得悉外国人登山峰、攀悬崖、横渡海峡、穿越沙澳等消息，常常摇头，嘲讽这些人头脑发昏、精神空虚，寻求刺激。殊不知他们乐此不疲，是为了发现人类力量的伟大和局限，为了锻炼自己的意志及能力，探险、开拓、寻求，去开“天下之先”。视这些行动为无柳之举，其实是由我们民族惰性产生的一种偏见。
历史好容易翻到了现代这一页。终于有个尧茂书走出来了，他第一个去漂长江，但他失败了，他把生命献给了浩浩荡荡的江水，他是一个失败的英雄。在他之后，洛阳漂流队也走出来了，他们中有的人长眠在大汉之畔，有的人历尽艰辛终于到达了吴淞口，征服了这条从未有人征服过的长长的扬子江。这在中国属于第一次，难能可贵的第一次。对这样的壮举，居然有人困惑不解，甚至反时，认为这是作无价值的牺牲。也正因为有人反对，第一漂流才显得如此有意义，它是对民族习惯的反叛，是对民族惰性的挑战!
鲁迅说过:“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要踏出新路来，我们需要无数个尧茂书，无数个“尝西红柿的人”，更需要这敢于挣脱习俗枷锁的“冒险”精神。改革呼唤着这种“冒险”精神，时代呼唤着这种“冒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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