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人学。一部作品的成功与否很大原因在于人物形象的生动典型、光彩照人。而人物形象塑造是否成功的关键是人物性格刻画是否成功,人物性格的发展是否合乎逻辑。所以,逻辑思维贯穿人物性格刻画的始终,丝毫马虎不得。
俗话说:“性格就是命运。”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性格,就决定了他的行动方式和范围,不同的人因性格不同处世为人就各不同。所以高尔基说,“情节是性格的历史”,情节随着性格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性格的改变而改变。因此,我们写小说时就需把握两点:其一,准确刻画人物的性格,使人物真实可信。其二,准确把握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逻辑,写出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来。
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准确把握人物性格、按照人物性格来安排情节的。比如《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将,他们走上梁山都有自己曲折的经历,这些经历无不与其性格有关。比如林冲这位武艺高强的八十万禁军教头,如果没有生活波折,这个性格软弱的武士会苟且偷安、封妻荫子过一辈子的。但由于高徐父子迫害,被迫含冤发配充军。即使在这种状况下,他仍然企望安分守己的渡过这段苦日子,日后回家与妻团圆过安稳的生活……后来,途中累遭陷害几乎被人逼于死地,而自己的妻子又被逼得自杀,这时,他的梦想才彻底破灭,才逐渐由软弱变为坚强,由逆来顺受变为勇敢反抗。作者准确把握其性格特点和转折点,写出了一系列生动真实的情节:面对戏妻的高衙内举起的拳头又放下来,一路上忍受差役的折磨迫害只想早日获释与妻团聚,在野猪林被鲁智深搭救仍不肯出走……从这里可以看出,人物性格是人物行动的“内驱力”,有什么样的性格便会有什么样的行动。在《水浒传》中,除了一些英雄人物外,一些小人物也写得光彩照人,比如武大,比如何九叔。前者的淳朴诚挚、善良软弱、与世无争的性格在播金莲嫁来后表现得更为突出。在捉奸时被西门庆踢中心窝病倒床上,求生不生,求死不得之时.见潘金莲日日浓妆艳抹,风流快活,几次气得发昏,但为了活命,他又乞求潘金莲:“你救得我活,无事了,一笔都勾,并不记怀。武二家来,亦不提起,快去赎药来救我则个!”这种性格和态度终于导致最后被害死的悲剧。又如何九叔,他被迫无奈卷人武大悲剧,摄于西门家族的压力,他不能不去装硷,但为推脱贵任,他又装吐血晕倒;而在武大火化时,他又暗拾了两块骨殖酥黑的骨头,以作罪证。何九叔的前后行动,充分显示了他的胆小怕事、明哲保身,又善于安身立命的聪明灵活——这是迫于情势处于夹缝中的小人物的无可奈何又不得不为的举动,十分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
遵循人物性格发展逻辑安排情节,实质上是抓住了人物的“因果”关系。由“因”索“果”或以“果”探“因”,就写出了人物行动的内在依据,人物的行动才合情合理,故事情节才天衣无缝。罗贯中正是摸准了曹操的“多疑”、“绝情”(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的性格特点,才大力谊染浓化曹操误杀吕伯奢一家的情节;作者摸准了司马璐的“奸诈”、“多疑”、“唯恐中计”的性格和心态,设计了“空城计”的情节。反之,如果违背了人物性格特点以及其发展逻辑,人物就不真实。情节也不可信。法捷耶夫笔下的美谛克,原先设计他“自杀”,但作者后来根据其性格特点将结局改为“叛变”,这一改动就使作家走出误区,使人物也走上自己应当走的路。法捷耶夫感叹:自杀会赋予他一种与整个面貌不相称的小资产阶级的“英雄主义”光辉或“痛苦”的光辉,而实际上他是一个卑鄙的、怯濡的人,他的痛苦,是非常表面的、渺小的、微不足道的。情节展示人物的性格,性格又决定了情节,人物性格的这种能动作用,其实正是人物性格的逻辑力量使然。所以前苏联作家伊里亚·爱伦堡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并强调指出:作品中的人物不是棋盘上拨一拨才动一动的棋子,实际上它们是自己会动的。作者应当尊重他们的性格,但不能够命令他们如此这般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