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谈谈语感的“内在表现”。好的文章，确实令人感到有一股内在之气在其间运行，这内在之气其实就是思路运行的轨迹，是作者的“理”和“情”在其间起作用。换句话说，要想使自己的文章获得读者青睐，就需在析理抒情上下功夫。
韩愈曾说过，“气盛言直”，中国成语中亦有“理直气壮”、“理屈词穷”这样的话，很生动地说明了“理”与“言”的关系。是的，一个人遇事得理，他就处于相对的主动的地位，就能够顺杨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因而笔下的语言自然是很流畅的。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道理，就有点理亏心虚，气不盛言不直，尽管他千方百计地狡辩，也是漏洞百出，丑态毕现。这正如宋代文人张来曾讲的一个事例:两个人拿着状子去打官司.得理者写状时毫不犹豫，挥起笔就写，用不着怎么思考推断，他写起来自然头头是道，你读起来就有“势如破竹”之顺杨感。而理屈者.即使是从子贡(孔子弟子)那里借来词，从扬雄那里问来字，也无济于事。所以写文章要获得“文气”，给人清晰有力的语感，就得把握住其根本——“理直”，然后疏通思路，把自己的“理”如同剥笋一样一层一层展示出来。我们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就清晰地感到作者“理直”带来的流畅感和内在的逻辑力量。
这里，“理直”——剖析资产阶级的丑恶本质多么准确深刻，因而“气壮”——写得头头是道，层层深人。一个“它”字让我们把握住了思路、语感的脉络。
将中国人的不敢正视现实，用瞒和骗来欺人欺己的本质揭露得淋漓尽致。语言是冷峻的，口吻上却似平和，但在这“冷峻”和“平和”之下，却蕴含着作者的愤激之情和批判的力量。有一股“内气”在其间回荡，冲击着我们的心扉。这又说明，写文章阐述之“理”深，才能促使文章之“气”流畅，有冲击力。
感情也是影响语感的内在因素，文章不是无情物，人们之所以要写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抒情或说理，这种情景，常常是如骨倾在喉，不吐不快.因而感情浓烈的时候，作者的思路一般就很流畅，有流畅的思路，就能使其内在之“气”形成一种“势”，这就会影响到语言感觉上。反之，如果对某一事物或抒情对象感情并不浓烈，或无动于衷，思路亦不会通畅，语言自然难于形成一种内在的气韵。一个年轻的大学写作课教师曾跟我讲过一个笑话:他的学生中有一人作文水平一般，他总是批评他为何无长进，学生不服气，拿出了一篇作业之外的作文———篇抒情散文(其实是一封情书)，写的是他怀念一个初恋女孩的内容。老师不读则已，一读就被这篇文章的真挚的情感和流畅的文笔打动。这就有力地说明写好文章、获得语感，需要真挚炽热的感情。好的文章都是作者心底流淌出来的“心泉”，它是自然的，丝毫不勉强，不矫揉造作的。这正如艾云说的:“语言是一种极其微妙的思维活动，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创造，它只有通过个体生命的独特体验才能完成，人如果无法躲开嘈杂与外部的诱惑，便无法面对一个真实的自我，无法亲历精神拔节成熟的日日夜夜，经历那种或沮丧或绝望或欣喜或幸福的作为纯粹精神形式的丰富体验，便无法听到灵魂的响声。”。
这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感情，就有什么样的语感;有什么样的情感体验，就有什么样的语言色彩，感情不仅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而且能够营造一种通达的内在气韵，使语言连接紧密，读之让人感到一种审美的愉悦。这就是“情浓气盛”的意思。反之，如果作者缺乏真挚浓烈的感情，缺乏独特的生命体验，文章的内气就不足，表现在语言表达上，就显得阻隔板滞，令人不忍卒读。明白了这个道理，就明白了我们读一些优秀作品(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闻一多的《一句话》、减克家的《有的人》)为什么感到它们有行云流水的流杨自然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