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16岁的生命中，有那么几年要比其它时间快乐许多。至于那最糟糕的三年，我又是怎样度过的呢?读高中一年级时，我的情绪有些低落，到了第二年就更糟了。在那一年，有些人主动倾听我讲述生活中的烦恼，他们给了我许多帮助。渐渐地，我变得开朗起来，懂得了一个人必须自己帮助自己，同时还要去寻求他人的帮助。
我为何会如此抑郁?这看上去没有任何道理。我和妈妈住在一条非常漂亮的街道上。我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我喜欢运动，是一名出色的网球运动员。我的小提琴拉得不错，参加过两次在欧洲大陆的巡回演出。我有三个要好的朋友和一个男朋友。这就是我的生活，看上去，没有什么让我不开心的。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总是难以让自己快乐起来。
人为什么会死?这不公平，尤其是一个朋友的死更让我这么想。约翰·诺朗死于一起车祸，他是我读中学一年级时的同学，他的生命还没来得及开始便结束了。我和约翰并不是十分亲密的朋友，但彼此仍很熟悉，他的死对我是个很大的打击，直到今天我仍会时常想起他。也是在那一年，我的叔叔鲍勃去世了，他是一个传统的爱尔兰清教徒，也是一个吸烟、酗酒的矿工。在爱上我的婶婶玛丽前，他想做一名牧师，为此还在神学院读了两年书。不幸的是，他死于肺癌。老实说，他的去世曾让我在心底气愤不已:有许多坏人也吸烟、酗酒，甚至还吸毒，可他们却仍健康地活着。
一个人感到抑郁是正常的，尤其是当一个你深爱着的人死去时，这种感觉便会愈发强烈。但我无时无刻不在感到抑郁，不仅是在想到约翰和鲍勃时会这样，而且在想到身边任何一个死去的亲友时我都会感到这样。我时常会想起我的教父迈克，他是一个和善的牧师，在去年的平安夜病逝了。我还会想起妈妈的朋友凯茜，她在我读中学时去世了。
在过去的几年中，姐姐频繁地和爸爸妈妈吵架，有那么两次，她从家里搬了出去，还有一次被爸爸赶了出去。二年级时，爸爸搬去了新泽西州，姐姐也上了大学，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与恐惧，这种改变让我措手不及，更糟的是爸爸和妈妈离了婚，卖掉了房子。我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这一切，也许我只能顺其自然。我想也许我应该在略晚的时候解决自己的感情问题。
我发现自己被卷人了许多麻烦，先是酗酒，接着便是无休止的呕吐，我并不在乎这是否会伤害我的喉咙或是会早晚要了我的命。我并不害怕死亡，因为我找不到任何值得活下去的理由。
二年级快结束时，妈妈发现了姐姐写给我的一封信，我在给她的信里说我经常对自己进行肉体上的折磨以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姐姐在回信中给了我一些成熟的建议。在被妈妈发现之前，我一直把它藏在衬衣口袋里。妈妈对此感到十分不安，决定带我去看医生。
我对妈妈干涉我的隐私感到非常愤怒，我很怕她会知道我酗酒呕吐的事。妈妈非常担心我的状况，她想知道这一切发生的原因，但我却不想和她谈这些话题。妈妈开始密切注意我吃些什么和在浴室里做什么。
两个月后，妈妈带我去看心理医生，我告诉医生一些从未和别人讲过的事。我哭得很厉害，但把一切讲出来后我觉得好多了。医生仔细地听我讲了所有的烦恼，又问了我一些关于家庭的问题，以及对爸爸离去的感受。我把呕吐前后的感觉讲给她听，却没有告诉她确切的原因。她教了我一些如何更好地利用时间的方法，还告诉我如何在学习时集中注意力，从她那里，我学会了如何在上课和做功课时排除家庭危机的影响。
在我们的谈话快结束时，医生把妈妈叫进来，告诉她我患的是一种临床型的抑郁症.需要通过一些治疗去缓解我的压力。她向妈妈描述了我的状况。我就像跌人了一个深深的竖井之中，依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爬上来的，药物治疗将像一架梯子一样帮助我摆脱困境，我自己豁要不断的努力，这架梯子会在我需要时帮助我的。
从第一次接受治疗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目前我的情绪相当不错。我再没有和人谈起过那段时间里发生的一切，我的抑郁症已经奇迹般地痊愈了。我不能肯定药物是否起了作用，但我已经可以像一个正常人那样生活了，这已经足够了。
现在，我喜欢找一些愿意听我倾诉又不会对我大声喊叫的人聊天，妈妈就是个不错的谈话对象。在医生的建议下，我开始尝试着去了解我从未知道的一切，并努力让身边的人高兴起来，这在那三年中是完全不可能的。从这时起，我已懂得自己必须学会控制情绪，不能让情绪成为我的主宰。我十分庆幸那天妈妈在我的口袋里找到了姐姐写给我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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