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艺，更不同于过去的一切文艺，它是社会主义文艺。文艺到底是否要真实地反映生活，在这里，直接关系着是否要真实地反映人民生活这个根本问题。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蝎的唯一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而社会主义文艺，又是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自己的方向，在这里，无论是表现对象和工作对象，都要求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 这个“新的群众的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忆万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时代，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向人类伟大理想共产主义进军的时代。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这当然不只是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而且提供了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有利条件，这是在旧时代、旧社会，多方受到压迫、限制的作家们甚至包括伟大的备迅所不能比拟的。但是，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这却又是一个新的历史课题，要有一个了解、熟悉以至认识的过程，其中也会有“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的自我改造钓过程，而这是只有深人实际、深人生活中才能逐渐取得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中国的革命文学象和艺术家，必须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二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人创作过程。”《讲话》所指出的方向，不仅帮助、支持和造就了老一代文学家、艺术家，也确曾给我国革命文艺带来了一个崭新的面貌。从《兄妹开荒》到《白毛女》，从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到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到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从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到贺敬之的《放声歌唱》，郭小川的《致育年公民》，以至那一批有口皆碑的名作《保卫延安》、《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林梅雪原》、《红岩》等等，也包括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很多作品在内，可以说，都是我们的前辈们坚持不懈地贯彻《讲话》精神，实行与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的丰硕成果。
但是，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有一段时间，我们总是片面地强调“深人生活”，片面地强调文艺工作要在同工农兵结合中改造世界观，不联系作家的创作，甚至把‘全心全意”强调到不许作家考虑创作的程度，这就是违反艺术规律的了。到了“四人帮”横称文坛的时代，“深人生活，改造世界观”，则已被他们歪曲成摧残和打击文艺工作者的手段，这更加败坏了这一马克思主义创作原则的声誉。须知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源泉，但生活并不能直接地变成艺术，有些文艺工作者多年来生活在群众中间，却一无所获，也没有任何产品。只有当作家通过自已的深切体验和感受，通过自已的审美理想，在生活中找到了他所要反映的题材，并有了非写不可的创作冲动，他才能写出真实、感人的艺术形象。所以深人生活，与群众相结合，改造世界观，是新时代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历史的要求，却不该是它最后的目的。目的当然是，也必须是创作出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新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