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问过朋友一个简单的问题:“18岁生日时怎么过?”朋友说应该痛痛快快地玩一天，蹦迪了、逛街了，但最高兴的还可收到一大堆礼物——18岁的礼物。我问她有没有想过去献血，朋友很诧异:“献血干什么?”她的回答也令我很诧异，我没想到她完完全全地从没有过这个意识，“18岁生日你不觉得献血很有意义吗?”“有意义?我不会去的，那抽血的针管很粗，我才不去献呢。”无论我再如何高尚这件事，但她回答都很坚决，不加任何思考，我突然觉得自己太天真了，幼稚地认为与我同龄的人都会怀有一份贡献力量的热心，都充满年轻人奋进的热血，在接受18岁时同样也会接受一份社会的责任，可是我没想到……“我想每个人的人生观不同，选择自然也不同。”我想结束这个事实，朋友没有反驳我:“是的，是不同。”尽管此时她仍旧挎着我的胳膊，但我突然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好远，好远，昔日的朋友，一下子生疏了，不了解了。我知道这并不是她的错，她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道理，我不应该把自己的思想安放在别人身上，以为都会如自己想得一样。那么，现在，与我走得最近的人，心却离远了，我应该怎样去看待这件事，去重新认识这个与我的思想不相容融的朋友?
与朋友分手后，我独自一个人静静地走在喧嚷的大街上，我想起了《相约星期二》中慈祥的莫里老人曾在最后的课程中一遍遍重申着这么一段话:
人生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施爱于人，并去接受爱。
爱是惟一的理性行为。
相爱，或者死亡。
没有了爱，我们便成了折断翅膀的小鸟。
我记下了这段话，并不是说明自己有多么高尚，世上不会有一个完完全全高尚的人，每个人都试图使自己不断地完善，当自己拥有爱时，为什么不施爱于人呢，我相信付出的不会像烟雨一样缥渺，起码可以使别人接受它，不会成为折断翅膀的小鸟。其实，朋友同样拥有爱，她的爱会融于她的亲人，仅仅存在亲人的范围内，而不会把她的血溶人别人的身体里，这种爱是狭义的，但我不可能逼她必须进人广义的爱，这是她的自由。每个人施爱与接受爱都有他自身的选择。所以莫里老人在临死前仍不忘这最后的课程。
我看过一个真实的报道:上海有一个年仅17岁的男孩患了血癌，就在他的家庭绝望之际，医生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在志愿者血库中找到一个与男孩血型标准相吻合的人——一个女大学生。”经过联系，这位女大学生同意捐献骨髓，但就在手术前，女大学生的母亲拒绝了一切。无论大夫告知这个手术对她的女儿没有任何危险，可最后，这位母亲拒绝了一切。包括那个年轻的生命。看完之后，我又悲又愤，恨不得现在就揪住那位狠心母亲的衣领质问她:“为什么，同样都是母亲，就狠心看着另一位母亲失去自己的儿子，而她只要伸出手，就可抓住那个走远的生命。”她什么也没有做，只是领着自己的女儿走了。我不能理解，为什么那位女大学生不坚持，不劝阻她的母亲，她原本可以挽救一个人的，而现在只能哭泣。我不用再假设，如果这种爱需要我付出的话，我不会拒绝，只会拒绝一切反对。每个人一生不会平平安安，我们随时都会遇到麻烦，随时接受别人的爱，那么我们就应该随时施爱于人。这样，才是一个公平的世界，这样上帝才不会流泪。
我知道“如果让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是一个近乎于空想的理想，但人人都有这种想法，就可以实现，然而在当今这个社会，这仍旧是一个空想。人只能支配自己，而不是人人。
愿望都是美好的。当我18岁时，我希望我的行力不会背叛我的誓言，我从来就不想做一个空想主义者，只是一个充满愿望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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