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亚敏、张方博士合译的《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几位汉学家“问”晚清小说之“学”的成果。读后形成一种印象:域外学人做学问，精细、冷静、虔诚。
以晚清的五、六部小说为对象，这研究范围够狭窄的了。但结论却极其气魄并富有挑战性:晚清小说乃“五四”小说之先驱。原来，中国现代小说并非起始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而是肇始于本世纪的头十年。这话不是随便说说，它靠大量细致的考察与缤密的推论来支撑。比如分析(官场现形记)，论者将全书800人物划分为4大类分属7个圈子并有6种行动目标，又将60万字的纷乱描写列为10大环节下属61个行动插曲。一张由人物与情节交织成的结构之网，捕捉到小说所展示的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现代社会的全部复杂性多样性与不确定性，并由此推断:《官场现形记》是一部“资产阶级的小说”。论者从作品形式切人，以细部剖析为要。微观的、盘化的、形式主义的研究，奇迹般地酿成宏观的、规律性的、具
有深刻内容的结论。黑格尔《小逻辑》“内容非他，形式切人内容”，也是一种“转化”，这中间，尤其需要研究者的精细、严谨与冷静。
《文心雕龙》的“知音篇”，可视为中国最早的“文学批评学”专论。刘娜主张:“知音”者(即批评家)，须“无私于轻重，不偏于僧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这是倡导一种冷静、客观的研究态度。有趣的是。刘舰的理论倡导，并无多少响应者。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以审美鉴赏、艺术感悟为主要特征，心与物并非冷静地对待而是热情地赠答、融合乃至难分彼此。倒是当今的域外学人，有意无意地实践着刘舞的理论主张。同是小说研究，布拉格学派的信徒们批评晚清小说，与金圣叹评点《水浒传》、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脂砚斋评点《红楼梦》等等，一冷一热，恰成鲜明对照。前者谨严细密却少些情趣，后者灵性飞动妙语联珠却难免偏颇难成体系。二者若能互补，则算得上真正的“知音”。
然而，“知音其难哉”!
吾辈学人热有余而冷不足，热衷于大思路中建构新体系，而惮烦做精细谨严当然也是繁重艰辛的准备。战线太长而才气太短，靠了胆量与牵强去填塞大框架内的虚空，然后在框架的表面糊上几条外文的“新方法”标签。本来，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的新方法是很有作用的。只是，我们拿过来时，并未冷静细心地读懂“使用说明”，便急功近利地操作起来。
急功近利者，缺少的是对学问的虔诚。看海外汉学家问学，颇有些“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与痴迷。这种虔诚，是奔腾于“冷静”深处的“热情”，是蕴藏在“精细”后面的“博大”。因为虔诚，所以不用赶时髦，不用玩深沉，所以认真、执著。
(胡亚敏、张方:《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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