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夏，我考取了师大附中，全家都为此欢庆。当时师大附中是全国闻名的一流学校，每年都有一些外省市尖子学生来北京报考，我们班三十几个人中就有五个来自广东、山东、河南、辽宁和绥远。那时学校没有学生宿舍，他们就住在琉璃厂一带的小会馆里，在附近的小饭铺包伙。
师大附中出名的一个关键，就是从初中到高中，几乎每科都有一批高水平的教师。他们的工资待遇也比较高，其中一些知名的教师，大学聘请他，也不去，他们把中学教师当作毕生的事业，其乐无穷。有的应聘到师大，如傅种孙，就成了教授。
给我印象很深，使我受益很多的是韩满庐先生教的大代数，韩问渠先生教的解析几何。我们用的课本就是他们自己编写的。他们对于教材的体系、结构、重点、难点极其熟悉，也深知如何诱导学生一步一步地进人这门学科的殿堂，不只使你懂得一个定理、一个公式，还很自然地使你通过数学学习怎样思维。“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韩问渠先生随北师大迁到大西北当了教授。韩满庐先生则一直在师大附中教了一辈子书，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学生。
师大附中的体育运动也很活跃，操场很大，器材很全，体育教师十分认真。每个班发三个球(篮、排、足)，下课后都出来锻炼。尤其突出的是排球，全校十分普及，师大附中排球队是全市中学多年的冠军。
我在高一时，是个埋头读书的学生，图书馆里的(万有文库》和丰富的藏书给了我许多知识，尤其是居里夫人传记和爱因斯坦相对论浅释性的文章，启发了我学习物理的强烈兴趣，萌发了想当一个物理学家的愿望。
我上高二时，时局动荡日益加深，日本鬼子步步进逼，搞华北事变，真是“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热衷于打内战，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怒潮，终于在1935年冬爆发了“一二·九”运动。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一二·九”的第二天早晨，同学刚到校，正在围着火炉吃烤白薯，忽然听到李琦慷慨激昂地讲述起“一二·九”游行示威的情况:冲破军警的重重限挠，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壮烈的情景对我是一声惊雷，引起我心灵上极大的振动，再也不能只顾读书不问国家兴亡了!确实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亡国灭种的危机已经临头!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是要全民奋起，参加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
受到“一二·九”运动的启蒙，我开始走向了革命的道路。
1936年夏，我参加了一次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组织的下乡宣传。我们的宣传队出了阜成门，到了铁路边的一个小村，刚刚召来一些群众，还没有讲几句话，就被警察包围起来，不容争辩地给押送回校。这第一次的斗争实践给我上了很生动的一课:国民党当局竟然不许向老百姓讲抗日救亡的道理，这是什么政府啊!
不行!非得起来参加斗争不可!于是在1936年秋，我愤而参加了“民先”队。当时师大附中的“民先”队组织是北平各中学中最大的一个。在这个基础上，于抗战前夕，共产党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起当时中学中最大的一个党支部，我们班的李琦、李德伦、杨伯溉、刘乃松都是那时入党的。
1937年上半年是我上高三的第二学期，临近毕业了，班里决定:为了帮助同学准备高考，要编写高考试题解答，让我参加这项工作。那时升大学比现在还难，竞争也很激烈，但学校没有搞什么摸底测验，也不办各种名目的复习班，一切靠平时打下的基础。我们边上课、边复习，还边做抗日救亡工作，紧紧张张地忙了三四个月，编写出一大本高考试题解答。班上同学人手一册，而且公开出版了。
1937年6月底，高中的课程上完了，我结束了附中三年的生活。同学们都在紧张地复习功课，准备高考。忽然，7月7日晚间，我正在院中复习功课，从西南方向传来了阵阵轰隆轰隆的声音，开始怀疑是打雷，但天空晴朗，投有一点雷雨的征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938年我去昆明上了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办的大学)。1939年我参加了共产党。从此以后，我就在党的领导下，在各种岗位上工作了五十多年，一直到今天，靠的都是在附中三年打下的政治思想基础和文化科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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