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对我的教育影响是深远的，终生难忘的。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进师大附中?当时中学四年制毕业后，一般应考大学预科，但听到北师大同乡侯圣磷劝告:“大学预科松松垮垮，远不如师大附中要求严格，知识面铺得广阔，学问基础打得稳固。”我考插班进人附中理科高中二年级。事后证明，他的忠告是无比正确的。我附中毕业后，考人师大教育系名列前茅，凭附中的英文水平，可以直接阅读原文专业书，进图书馆不需携带小字典，记得有一天，看到外语系的一位同学，买了本小型的英文字典，我说:“咦!你买这做啥用?你不是外语专业吗?”他恼了说:“怎的，你都认得?我考考你!”他连续提问了几十个生字，没把我问倒，不耐烦地说:“不考了，你这家伙准是背过字典!”我说:“没有，不过我识的字，这字典里还不一定有。”在场的人都笑了，他也笑了。其实，附中毕业生中，比我记单字多的还大有人在。
我在附中时，数学采用的课本都是英文的(代数、解析几何、初等微积分等)和师大数学系一年级完全一样，只是我们演题认真，多数是挨着演的。后来师大数学系我的同乡借用我的演算本，把它视若珍宝。
1930年师大毕业后到河南省第一师范教书，凡难教的课(如逻辑学、心理学，特别是教育统计)我都担当起来，而且教得好，这靠什么?归根结底，是由于师大附中要求严格，知识面宽，基础稳固，进大学后，比别人学的多，’学的快，特别是自学能力强，三年多点时间，修完了四年的课。
1935年我留学日本东京帝大文学部大学院，攻修教育统计，同时进东京商科大学进修数理统计。1937年“七七”事变后，归国不久，家乡沦陷，过着流亡、失业的生活。此时与友人创办《战教周报》宣传抗战，并大作抗战歌曲。1940年应聘河南大学教育系教授，课余与学生大唱抗战歌曲。这种爱国热情的形成原因很多，但其中较早、较深的原因，来自师大附中林砺儒主任的影响。林老是教我辩证法的第一个老师。解放后，学习马列主义又受到激发，我写出国内运用辩证法进行珠算教改的第一本书《珠算速成简明教程》。后来林老由教育部到河南视察。我呈赠此书，请他指正。当年林老和附中的老师们以“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劳工神圣”教育我们，培养我们爱国主义精神。军阀张作霖曾横暴地塞进附中几十名学生，当时任主任的林老，便以学期考试成绩不及格的名义，迫令大部分学生退学(少数好学生留下)，顶住了险恶势力，保持了附中的纯洁。
有人问:“你是怎样在附中接受教育的?”我原是一个毫无自知之明的人，但一进附中校园，顿时感到一切新异。学生都穿“爱国布”的统一制服，个个生动活泼，多智多谋，而且彬彬有礼，全校整齐清洁，恰似世外桃源。从教室到操场都在“痰吐桶中”标语下面设有痰桶，我就认真学习吐痰，同班中只有我一个人驼背，听老师的话，我就天天上垒木架，不到一学期，就完全矫正过来。我说话粗鲁，就严格克制，从不迟到早退。但严重的问题，是功课跟不上。初上英语课，老师对附中老生指谁谁读，都读的自然流利。我则不知人家读到何行何页。对于数理化课，全是英文课本，堂上听不懂，堂下看不懂，偶尔问问同学，他们说要循序渐进，最好从第一页看起。第一次月考，解析几何交了白卷。傅老师说:“你用中文回答也可以。”我说“也不行。”苦于无奈，我就写信给林砺儒主任。林主任接见我时，讲了许多道理.最后他说:“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首先要把英文学好，一定要学下去。不行，还有寒假暑假，可以补习嘛!”听这一席话，我无限感激。没二话，干吧!每天英文单字都在一百以上，每天查字典都要到半夜。找师大外语系同乡取经，他建议我采取“长虫蜕皮’的方法，试行半月后，果然见效，每天只剩下四五十个生字，有时一二十个了。利用每天上学往返途中背英文单字。终于期末把英文赶上去了。期末考试，仍有代数、解析几何、化学三门不及格。我就利用假期，几门课都从第一页补习和演题，在患病中，也强打精神坚持。没想到从“循序渐进”导致“融会贯通”，终于对数学产生了极大兴趣。在第二学期补考，得到了高分，我乘胜前进，直到毕业。傅种孙老师称赞我说:“我教过不少好学生，但是开始基础那样差，短时间赶上并超过班上的高水平，只有你这样一个学生。希望最好考数学系。”由于其他原因，我进了教育系。后来见到傅先生，他对我没考数学系感到惋惜。我回忆起当年傅老师对成绩好的学生，非常严厉，而对我这个笨学生，则是“百问不厌”。他这样针对差异不同的学生，负责到底的精神，是多么可贵!总之我在附中是接受的全面发展的教育，要感激整个学校，我热爱“附中”的心情是永恒的。
抗战时期，母校内迁，我的两侄一男考人西北师院附中，其他亲属也先后考人各地“附中”，我家已有“八个附中”毕业生。我正鼓励孙辈们考附中，永继“附中”的教育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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