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暗的1942年，日本侵略者加紧了对其占领下北平的奴役。一方面是敲骨吸髓地掠夺与镇压，一方面也加强了其文化侵略与对学生的奴化教育，不但提倡死读书，甚至搞什么“修身”、“祀孔”。素以温、良、恭、俭、让处世的北京人民，就像那休眠的火山，正蕴育着那要爆发的烈火。
“师大附中”这个有着悠久历史及教学声誉的学校，每年都吸引着成千来投考的学生。1942年夏，我也由本校初中升人了高中，编人了高一(2)班，并被指定为班长。班中同学大部分是新考人的，我很快地便熟悉了这些新的同学，发现他们不仅很多人学习优秀，而且也像初中行将毕业时我们那班同学普遍地焦虑着一个问题，“前途”怎么样?这不是因相当多的同学怕落选升不上高中，而是相当多的同学因家庭生活每况愈下而上不起学，而即或是考上了职业学校(中技)或幸而找到了工作，而又面临着为要“瑚口”就不仅当亡国奴，而且要为敌人做事了，就是这样有的人还是求生不得。我们班上品学止推优面且嫉恶如仇的尹增禄同学不是因贫病交加而死去了吗?升人高中了，而这个问题也日益加深地缠着人们的脑际。
我们这新的一班中，虽也有些生活充裕但好学的上层知识分子子弟，也有个别为虎作怅之家的执绮子弟，但大多数是像我们这样随着日寇占领而日益贫困的人。这样，大部分同学在这水深火热的年代，虽然大都只十六七岁，但已早熟了。生活逼得你不得不关心社会问题与个人前途。每天我们常是早于上课前半小时到校，便七嘴八舌地总是要谈谈这两天的所见所闻。初冬后火炉装上了，就不约而同地围炉而谈，升上火时，则各把拿来的“早点”放在炉上烤着，而这又是谈话的内容，因为从这上面也可以窥出时代的变化，由白面馒头之类而逐步被窝窝头甚至混合面饼子代替，而烤白薯皮则必成为每日升火的老校工剥去而食的常规。说起伙食，我们刚上初中时，学校尚有包伙“四菜一汤”、大米白面，而随着日伪“德政”的不断推行，这些也就吃不上了。我们大部分就转移到西琉璃厂东口的那家饭铺去吃炒饼或大饼豆腐汤，而后来就逐步成了豆汁张、豆腐脑白记饭摊的常客，就着杂合面饼子或自带的窝窝头。这样不但省钱，而且常常从在大板凳上同坐而食的劳动人民中知道了些“民间疾苦”及乡间外地的消息。日寇及国民党败兵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是少不了的题目。吃完午饭的另外收获，是必到琉璃厂的书肆中浏览一下古今中外汗牛充栋的书籍。那时有些书店，特别是开明书店，幸可购到鲁迅、茅盾等大师的著作，特别是鲁迅那自己题画装帧白皮毛边的著作是令人喜不释手的，因为他那笔锋如一把匕首，无不刺中北洋军阀、国民党的污秽，而且时时切中时弊。其他如郭沫若、郁达夫、巴金以至一些外国人的名著也常是我们喜欢阅读的。而我们这些幼稚的心灵也就慢慢被鲁迅、高尔基等人的著作中所揭示出的受压民族的命运的苦难所激励，而且也被这些文豪们在漫长的黑暗时代搏斗中所走的道路中得到启示，因为他们不仅为那深渊的最底层而呐喊，而且这些伟大的作家常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并逐步地同无产阶级的斗争紧密相联。后来随着
日寇文化侵略的加深，这些书籍慢慢从书架上消失了。我们难道不能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的屈原、司马迁、李、杜及辛弃疾、陆游等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吸取我们中华民族爱祖国、不堪忍受屈辱与压迫的光荣传统吗?就是那探索自然秘密的科学家布鲁诺、伽利略不也是为了真理而不惜生命吗?于是我们的每口谈话便自然引向互相借阅书籍，由议论生活、社会而去求索人生与真理了。这时有的同学便提出:我们办个壁报吧!这样可有目标地发表见解。有的提出搞个读书会吧!又觉得这容易引起注目，还是办可以习作、读书为内容的小刊物吧!这样大家动手写，一星期出一刊，就叫:“一周间”。大家推我做编辑，我较喜欢理工，就写科学小品。班上还有喜欢钻在象牙之塔之中的写了一大本本的什么“达达派”诗集，也各随己好了。这样我们几个月中虽只出了几期，但我们的读书活动更活跃了。不仅校内图书馆常是我们埋案伏读的地方，北京图书馆也是我们假日整天常去的地方，而且看完书去北海租个船，海阔天空舒展心怀。这时，我们把现代名著、古典的都看了不少，不仅三十年代左翼出版物，而且像高尔基的(三部曲》、《铁流》、《少年维特的烦恼》也看了，还有《海上述林》、《大众哲学》等著作。有一次外号叫“羊毛”的训育员不知为何翻了翻_“一周间”，看了看，但未发现我们的书，也没有说什么就走了。一次中间操时间，训育主任(他常在此时训话)说起他前些日回东北去奔父丧，一下脱口而出:这次我回国(伪满洲国)如何如何……顿时引起同学们哄堂大笑，议论纷纭。同学们由过去只愁个人的前途出路进而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不甘当奴隶的心正在成长起来。
又有一次我乘有轨电车从家一(东柳树井)到西口的日本宪兵队，我路过这门前时，经常因听到这里面日本刽子手拷打不屈的中国人的惨叫声而毛骨惊然，这时突然听到一声凄厉的惨叫，一个大汉穿着敞胸的长袍，脸上、胸膛血肉模糊，踉跄地跑将出来。啊!这不是那个我们过去中午吃饭，经常给我们端饭跑堂的红脸大汉吗?他怎么落人了敌人的魔掌中了呢?这时随之而来的几个喝醉酒的日本宪兵连吼叫带狞笑地像抓个从猎枪下逃窜的羔羊似的顿时捉他回去。这一闪而过的血腥镜头顿时使我火上胸膛，车上的人也面如土色，有的掩目而过。到了学校，同学们听了也无不义愤填膺。中国人就这样任人宰割吗?北平待不下去了!我们不是绵羊，我们要反抗、出走，但是到哪里去呢?何处是光明呢?
就在这压抑着的怒火而难熬的日子当中，一个同学暗地告诉我，我们的国家并不是一片黑暗，中国也有抗日救国的光明之区，这就是红色抗日根据地。这个同学就是高一新考进的董葆和同学，他不仅学习优秀，而且见识深灼。他虽然参加议论不多，但往往在争论的焦点上，他能以令人信服的论点把议论引人坦途。我们很快就成了知己，经常在教室的墙根下，倾腹面谈。他给我讲了中国的“铁流”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的苏维埃，大革命的始末，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这些“国家的脊梁”，又讲到真正的抗日根据地、民族复兴的希望不是在“大后方”，而是在延安，就在我们附近的平西根据地，太行之巅，而驰骋在太行山麓、黄河两岸、冀中平原，妙峰山那些在彭德怀、贺龙、聂荣臻率领下浴血斗争的中华儿女是真正的英雄。他又说到了鲁迅、瞿秋白左翼作家联盟和苏区的关系，为什么“普罗”是民族之魂，而无产阶级的事业是我们的未来。他又给我说到阶级和政党，给我看了《社会发展史》、《共产党宣言》、《自然辩证法》等书籍。也讲到了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及无产阶级第二个祖国，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我慢慢懂得了社会发展及阶级斗争的必然性，政党的作用及光明的未来。这时也知道了蓝葆和正是我们的地下党，他们和我们在一起。我这时如在长夜的黑暗中见到黎明的曙光，心中增加力量和勇气。他又谈到黎明前的黑暗，斗争的艰苦复杂，地下工作的艰苦与保密的重要。我们常常谈到深夜，由校园到故宫后河公园到雍和宫大街。假日到郊区，我们有时就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华北联大校歌》、《八路军进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互相激励着。这时我则产生急于跳出樊笼奔向解放区的念头，并急切增加着。他认为我年纪尚小，需要和同学们在一起学习(这应是党的要求)。1943年春天来到了，苏军反法西斯胜利及我们根据地浴血的斗争使我急不可待，亲爱的母亲又因贫困故去了，书再也念不下去了。这时我又陆续地读到了解放区的文件(是夹在线装书的合页中用蝇头小楷抄来的)，有整风文献、晋察冀边区参议会文件等，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我再次要求到解放区抗日斗争的前线去。因“五一”大扫荡后交通线尚未完全恢复，为了安全，组织又将我转移到工作开展得较好的师大女附中，于是我又和另外一个同志建立了联系。经过紧张的准备，我们终于在暑假刚开始，经过反复曲折，通过易县交通线，穿过无人区、封锁线，终于在伟大的党的生日前夕，到达了革命的根据地—平西冀察晋一分区。
在离开母校及生我之地北平前，我和董葆和又去陶然亭凭吊了我校最早的革命老师石评梅和她爱人高君宇的墓地。(高是跟随我党前驱李大钊同志最早在北京开展工作的地下党员，于1928年逝世，石于1929年逝世)而在不久，我们又在晋察冀解放区腹地——阜平会合。第二年为迎接革命的胜利，党中央又决定将我们调往革命的圣地——延安去学习。为了建设我们可爱的祖国，我们又开始了新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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