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经过和平门外师大附中的校门口时，总要多看两眼，种种回忆浮上心头:想当年，有多少次，我背着书包匆匆忙忙从远在磁器口的家，或坐电车、或骑自行车、或一路小跑，闯进校门，奔进教室，找到自己的座位，等候老师前来上课。在附中我度过了整整六年时光。这里有我称敬的师长，这里有我亲如手足的同窗好友，在这里我获得了知识，在这里我初步认识了生活，在这里由于参加体育锻炼，获得了较好的体魄，在这里从阅读革命书籍、到参加党领导的地下青年组织，逐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是1944年考人附中，1950年毕业的。虽然只有六年时间，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刚进附中时还是日本侵略者占领时期，学校有日本教官，强迫大家学日语;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但摆脱日伪统治的欢欣很快便被国民党“劫收”大员的胡作非为所湮灭，我目睹了国民党蒋家王朝的腐败及覆灭;1949年春迎来了古都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这六年是我们这个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六年，可资回忆的事和人很多很多，只能记下很少几件事，权当做向母校百年校庆献上的一点心意。
师大男附中当时有一批优秀教师，教书的水平在北平是首屈一指的，所以附中毕业的高中生考取北大、清华等一流大学的很多，这为师大附中争得了荣誉。这些老师在教书方面各有自己的特点，他们充分考虑了中学生的心理，能在有限的课时内，用生动的语言、引人人胜的形式，把课本上的知识传授给学生。时间虽然过去了半个世纪，他们的形象仍历历在目，一合上眼，似乎还能听到他们讲课时的声音。例如李士博先生讲生物时常说的“细胞核”、吴越千先生讲三角时的“对角线”、毛鹤龄先生讲物理时深人浅出的讲解、邓海帆先生给我们上手工课时，对设计图纸的表扬……
我在学校里数理化成绩一般，但国文课，特别是作文，成绩比较突出，经常受到国文教师的夸奖。我记得李凤阁老师给学生们的作文打分用的是“三圈”法，即及格打一个圈，“良”扫两个，必优”打三个。而我的作文可以得到三个半圈。说到国文课，我不能不提一下王锡兰老师，虽然他教我们时间只一年，但我与王老师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我曾到过他的宿舍，请他介绍如何学习古典文学。直到1952年我到苏联去留学，我们之间还有书信来往。至今我还保留着1953年他从北京寄往列宁格勒的一部《杜诗镜铨》和短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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