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6年9月进人师大附中学习的。第一位班主任是秘际韩老师。那时中学老师不论男女一律被尊称为“先生”。秘先生那时才二十多岁，风华正茂，但比起现在的年青人似乎要老成。5O年代附中的班主任非常辛苦。因为面向全市招生，班里有些同学住校，秘先生不仅要关心大家的学习，还要照顾住校同学的生活。每周一班里要开周会，同学们每周还要交一篇周记。秘先生篇篇都看得十分仔细，不亚于顾岳君先生批改作文。不用说语句不通、用词不当，连标点符号的错误都一一替学生改正。我们班的地理课是秘先生兼任的，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板书，和教数学的刘若庄老师一样讲究艺术性。但秘先生不荀言笑，批评起人来不讲情面，我们都有点儿怕他。但一个难忘的下午，让我改变了对秘先生的认识。
初二上学期，我被查出患了肺结核，而且是开放期，有传染性，要休学治疗。当时的医疗条件比较差，肺结核还被看作是致命的重病。在开放期的病人，大概就像现在的爱滋病患者一样，不用别人嫌弃，自己就自卑得不行。为怕传染上弟妹，家里收拾出一小间房子，让我隔离养病。一个”岁的孩子，又过惯了集体生活，每天关在小屋子里好像坐牢，大有度日如年之感。一天，大概是周末吧，秘先生突然来了。虽然才休学一个星期，对我来说好像过了很长很长时间。见到秘先生，真像见到最亲近的人。不知是委屈还是高兴，眼泪一个劲儿往外流，我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母亲忙把先生往院里让，但先生执意坐进我的小隔离室。他一改平时严肃的神情，非常亲切地问长问短，安慰我安心养病，鼓励我鼓起勇气战胜病魔……这事距今已有四十多年了，秘先生来家探望我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1958年秋，我彻底恢复了健康，转到了下一个年级学习。班主任是沈建芝老师。沈先生那时也刚刚大学毕业，但书教得极好，在同学中威信很高。她给我们讲平面几何，每堂课都有一个小测验，只出一两个题。虽然压力很大，但却受益匪浅。最让同学们佩服的是先生的解题水平和记忆力。无论是从哪本参考书、习题集上找来的难题，只要拿给沈先生看，先生连想都不用想，马上告诉你这题有几种解法，哪种最简单，如何加辅助线等，好像她刚刚证完这道题一样。我们班的同学爱下棋，记得黎建华、董仲等学友都下得不错，但很少有谁能底沈老师一盘。我们上自习的时候，沈先生常拿着厚厚的俄文讲义靠在墙边认真阅读，让我们这些不懂洋文的学生羡慕不已。后来我学俄语当然主要是受都钟秀和纪强两位老师的影响，但最初的影响大概还是来自班主任吧!
沈先生当了我两年班主任，教了我们两年数学，为我们打下了扎实的数学基础。但沈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不是数学知识，而是做人的道理。初三毕业时我的操行品德等级为“优”，但沈先生的一句“希望”使我深思、反省，那就是“待人要真诚”。三十多年过去，当年先生教给我的代数、几何差不多都已忘光，惟有这句话尚铭记在心，一刻不敢忘记。对于一事无成的我来说，这是惟一可以使先生感到欣慰的了。
高中一年级的班主任是谷今洁老师。谷先生要求同学也很严格，有时也显得“左”了些，这使一些学友至今提起尚耿耿于怀。遇此情况，我总是劝他们多看看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原因。在“左”得可爱的年代里，老师难道不是受害者吗?尽管谷老师工作方法上有些生硬，但她内心深处蕴藏着对教育事业和学生深厚的爱。特别是有一件事现在回想起来谷先生处理得非常好，非常实事求是，那就是粮食定量的评定。1961〕年秋，北京的副食供应明显恶化，粮食也出现了问题。学校号召同学们主动调减定量，和国家一起克服暂时的困难。当时的年轻人政治觉悟还是很高的，尽管十五六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无论男女同学都表示了决心，要学习老红军艰苦奋斗的精神，打破“帝、修、反”的封锁，而有些同学热情太高，以至自报的调整计划有些离谱。但无论学校领导还是谷今洁老师，头脑都十分清醒。记得调整后的定量有些同学确实减少了，有些同学则没有变动，个别人甚至还增加了。合理的粮食调整，无疑对同学们的健康起了极好的保证作用。
高中二年级的班主任是陶琅老师。她和谷先生给人的感觉大不相同。陶先生待人热情、真诚，总是笑咪咪的。她对同学们的关心可谓无微不至，让你感到她有一颖金子般的心。但在学习上对我们的要求又十分严格.在她的化学课上得五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当时仍在困难时期，虽不像“批白专”“拔白旗”时那样“左”了，可“智育第一”这顶大帽子还是人见人怕的。但陶老师似乎不大在乎。她常谈的多是一些治学之道和攀登科学高峰的雄心壮志。她对我们的期望值很高，这是鼓励，更是鞭策。三十年后的今天，看看当年高二(4)班的同窗无一不是本单位的栋梁之材，其中不少是高工、研究员、教授，总算没有辜负先生的一片苦心。
高中三年级分成理工、文史、医农三个专业，我在文史班。班主任是李毅老师。李先生是我最敬重的老师之一，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她在当年文史班上的工作用“呕心沥血”来形容是毫不过分的。按附中的传统，毕业班的班主任都安排最有经验的老师担任。面临高考，班主任的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我们这个班的学友大多是一些才华横滋、思想敏锐的青年，其中有些人难免恃才自傲，或有文学青年的散漫与浪漫。这样我们就不仅有所谓“白专”倾向的问题，简直就是“离经叛道”了。总之，用当时的标准看，这个班是很不好带的。仔细回忆起来，我们的确为李毅老师添了不少麻烦，我大概是添麻烦最多的一个。其他像我的朋友武思敏哪、挥恕坟哪，也都没少让老师操心。李先生为搞好这个班做了许多扎扎实实的工作。
她那时身休还很好，经常骑着车去家访，几乎走遗了全班每个同学的家。同学们也都把她当成大朋友，喜欢和她推心置腹地交谈。当然，我们之间也有“代沟”(那时还没有这个名词)，也在许多问题上看法有分歧。李老师从不用大道理压谁，总是循循善诱，以理服人。每次和李老师谈过话，都会得到力最和鼓舞。有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我当时年轻气盛，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平时学习不错，觉得考个好大学不成问题，高考完了也很自信。发榜的前一天，学校已接到录取情况的通知。李先生看我没有考上理想的学校，特意到我家约我去日坛公园玩。在马骏烈士的墓前，她和我聊了半天，教我如何正确地对待自己，对待别人。她说，一个人能否成材不是考上哪个大学决定的，无论在什么学校读书，甚至奋发自学，都能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李先生的“预防针”当时不仅对稳定我的情绪起了很大的作用，她的教诲更让我受益终生。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教师队伍中滥竿充数，教过小学、中学、大学，现在也带研究生。我常问自己:有李毅老师那样的敬业精神吗?能像她那样热爱学生、理解学生吗?李先生病重的时候，一次正巧武思敏学友来北京出差，我和王忠云学长陪她一起去看李先生。老师看到当年的“武豆儿”现已成为报社的总编，高兴极了，几十年前班上的人和事都记得清清楚楚，和我们聊了一晚上，病似好了一半。遗憾的是大家都忙，后来很少能抽空儿去看老师，直到看见老师安息在鲜花丛中时，才为自己的疏徽而内疚、自责。
限于篇幅，我不能把我所尊敬、热爱的每一位师长都谈到，就是我的班主任们也只挂一漏万地讲了一点，但我仍然愿把这篇短文献给他们，作为对他们特殊的感激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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