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 七十年代 ”有关的作文

来源：文题网时间：2024-11-21 23:05:55

《火烘》

苗家有谚语：小孩不知冷，老人不知饿。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冬天真的很冷，作为小孩儿确实不在乎冷，穿一件破旧棉衣，起床往门外跑找小伙伴嬉闹追逐，疯玩。遇上雪天，当真如过年了。一场雪短则七八天长则半个月或二十多天，屋顶积雪压瓦，院子堆立雪人，村里路两旁的落雪全被小孩儿打雪仗弄光了。村外的积雪压树，沉甸甸的，风吹过时往往会有嘎嘎嘎树枝断裂声。小孩儿想跑出村外，大人看得紧，怕有危险，但村道、村晒谷坪、村边的稻田成为他们的乐园。

小孩儿到六七岁，得上学了。那时候，每村都有小学。村寨有大小，入学人数有多寡。我三岁随家下放凤凰两头羊叭仁村，建国后这个村最多时有九户，七二年秋我入学全村一个班七人，有三家是姐弟同班。班级的学生年龄相差大，相差最大的是我和我姐，八岁。也就是说，当年大姐十四岁读小学一年级，两年后，她辍学，挣工分去了。

当时师资匮乏，学生读书没什么压力。我们一年级是姓秦的女老师教，下放知青，据说教学水平蛮高，我确实没多少记忆，仅留存了秦老师很知性的印象。秦老师在小村教一年，离开了，由本村一位工农兵大学毕业的老师续接。识字不多，课堂常常玩乐没人在意我们学了多少东西。上学后，到天冷，坐在小小教室里发抖，手、脚、耳朵冻伤开裂也是常态。冰雪下来，大人便翻出火烘，要我们带去课堂。

最简易的火烘是截取五块一尺左右的木板，四块钉成一个四方盒状，在底部横钉一块板，木盒两侧，各钉一木条，四五十公分高，顶上来一横条也钉牢，盒子里放一个土钵子，一个火烘就成了。土钵子铺一些木灰，放上木炭和引火炭，提着去学校，放在桌下烤脚掌、烘两腿或者拿起放在腿上烤手，不影响课堂老师不会干预。上学不是人人都带火烘，有的是懒得带，有的是家里没有火烘或木炭，真是冷得狠了，可向同学借火烘，老师也不会过问。

木匠做火烘是小木工活，火烘的式样不少，有普通型、升级版和火筒、烤火箱等。哪怕是普通型，一般不用铁钉固定而是用榫卯结构，最多是榫卯之余钻孔打上木销。升级版的火烘花样不少，或在火烘木盒上沿添加宽板，便于烤火时放脚，受力面宽，舒适。这是实用型的升级；或在提把做改进，木盒两侧的木条各增加一根，顶部改成巴掌宽的木块。如此升级，烤火时孩子可坐到火烘上，火烘大气、可提可坐，不过，对孩子而言这种火烘稍嫌重了些，提去学校有点吃力；火筒主要用在家里烘烤衣物、小孩子尿布等，做法是六十到八十公分高矮的锥形圆桶，上小下大。在木桶半腰开口，用于取放火盆，木桶上半部分会钻孔散出热气。使用时，将燃炭放进去，需要烘烤的衣物罩住火筒，一会儿雾气蒸腾，袅袅挥散。这种火筒也有袖珍版，偶尔有孩子带去教室烤火。

篾匠师做出来的火烘更精巧一些，先备妥一个稍大的柱状土钵，所用篾片要精选最外层的更耐用。然后围住柱状土钵编制，篾片缠紧土钵下段，到中上部撑开一些既是外观的美也是更好保护篾片不被火烤而碳化。超过土钵部分后，篾片撑开、按秩序交织成花纹，十来公分高编织锁口成一个完美的内圆形。底部的篾片交叉扣紧，锁牢，将土钵固定。最后，取一块两指宽窄竹块在适当位置火烤弯折，插扣进火烘篾片中做成提把。使用时，先在土钵放一些木灰，然后再往里加木炭、引燃炭等。竹编火烘优点是小巧、精致、艺术品，劣势是火炭不能放多，否则会将竹篾烤焦、引燃。竹火烘最大的优势在于睡前暖被子，火烘放少量燃炭，放入被窝，短短时间能将被窝烤得热呼呼的，是老人们的最爱。

上学带火烘，早上多是大人帮着烧燃炭火，木火烘四角插放一些炭块，备续。第一炉燃炭将尽，添加新炭自燃慢，我们的催燃办法多。一是将火烘放在座位桌上，偏头、鼓腮、抿嘴奋力地噗噗吹。二是手提着火烘把前后做往返摔摆，或将火烘舞成圆圈，猩红的炭火遇到更多的气流喳喳喳燃出炸响，等手酸力乏，火烘的炭火也燃旺了。中午或课间，家里殷实的同学会带糍粑在火烘上烤，烤得焦黄，香气弥散，让其他同学羡慕而馋饿。烤熟的糍粑，大多会与玩伴分享，其他人会假装没看见，全力抗衡着诱惑不让自己露出馋相。也有同学带了红薯，在课堂上烧烤，满堂红薯香，烤熟后吃得一嘴黑，老师并不干涉。自然，会有促狭鬼乘老师不注意，将半截辣椒丢进别人火烘去，呛鼻的辛辣把多数同学呛咳嗽了。老师严肃起来，走到课桌间找出没燃完的辣椒继而揪出搞事的学生，罚站到门外，其他人哄笑。

新世纪后，安全意识得到强化，火烘这个小物件也就消失。到如今，冬天遇到冰雪，早早有天气预报，教育管理部门也会做好预警措施，放学生在家里避过冰雪。

《人文,科学》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大多数国人吃不饱饭，仍然在贫困线以下时，我国却投入大量的钱去研究原子弹、航空火箭，有人认为太不人道，但是如果我们当时不去研究这些高端技术，不走在世界的前列，不拥有令人生畏的国防力量，那么我想直到今天，我们中国还是一个人人可欺的弱国，决不会拥有现在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而这恰恰是科学精神的胜利。科学精神，在某些时刻，的确能对未来产生某些远远超出当时人文主义的作用，并推动社会发展。

然而科学精神并非万能，他不可能取代人文精神而存在，不过是在一时起了主导作用而已。观前苏联，其工业力量强大，科技力量极为雄厚，拥有世界顶尖的科研机构和一大批科技人才，但是由于在科技和重工业投入过多，造成国民生活水平下降，最终导致前苏联解体。而二战的德国，野心勃勃，其实力强大，科技力量极为雄厚，人才众多，可他不注重发展民生，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反而发动世界大战，将德国乃至世界拖向了战争的深渊，这就是过激的科学精神所造成的灾难。

科学精神就像是一匹快乐的马，他能以极强的动力与极高的速度拉动整个社会的前进，而拉着这匹快马的缰绳就是人文情怀，以控制马的速度和方向。如果科学精神不能为人类社会，为最广大人民，为正义的事业所服务的话，那么他就失去了自生存在的价值，不仅不能为人民的生活水平带来提高，反而会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亦失去了他原本的意义。然而没有科学精神，一味强调人文情怀，过于悯天悲人，就如同一辆没有了马的马车，失去了其向未来发展的动力，也失去了其对未来的憧憬，自然是寸步难行。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生活中平衡这两种基调。人文与科学并重，立足当下与奋进并重，让其各自发挥其自身的作用，带动生活向前发展。如果把科学精神比做一匹马，人文情怀比做控制这匹快马的缰绳，而马车比做我们的生活，那么，在快马的强大动力之下，在马绳的谨慎控制下，我们的生活--马车必能稳步向前发展。对于马车而言，马与马绳缺一不可，对于我们的生活而言，人文与科学必不可少，二者共同促进社会与生活的共同进步！

《我们的成长史》

作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出生的一代，我们的成长史，可以被看作是对于“成功离不开远大人生规划”这个理论的教育和自我教育的历程。读小学那会儿，作为祖国21世纪的花朵(还是含苞待放的花骨朵)，我们被教育要有远大的理想，因为“人是不能没有理想的”，没有理想就不会成就一番大事业，我在作文里挺激动地想像自己在21世纪物资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里自天放羊晚上唱歌的美好生活，老师给的评语是“缺乏想像力”。初中时，思想政治老师教导我们要多“想想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因为这牵涉到“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重要问题。初中毕业留言时，班里的第一个共青团员挺痛心我不思进取，没有把有限的生命投人到无限的题海中去，郑重地送给我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段话“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勉励我要及早树立人生目标，以免将来悔恨终身。

读高中时，我们被告知，我们已经有半只脚跨进大学，人生规划问题的实现关键就在于怎样努力把另一只脚也跨进大学。人生规划的最高境界则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种描述，很是唤起了班里的数理化尖子生们对于背着书包闯荡江湖的场景想象。相当长时间里，我也相信，人生的成功与否，离不开远大的人生规划，只不过多数时间都疲于应付考试，没有时间认真思考过人生规划问题，偶尔清醒的时候都忙于应付考试，还没来得及响应老蛤… 师提出的关于“长远人生规划”问题就稀里糊涂地读完了大学还稍带拿了浙江大学的硕士学位。在21世纪从未来变成现实生活的一个下午，我坐车从杭州回家，在车站发现当年赠我奥斯特洛夫斯基名句的同学正奋勇吃喝着卖香蕉，成了个水果摊的小老板。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成长史，才发现似乎人生现实和人生规划之间满不是那么回事。

读大学之前，我基本上处于后进学生之列，最大的人生理想就是以后不要考试不及格。考高中填报志愿时，我本来已经准备献身于一所职业技术学校当水泥工人了，因为初中三年我的数学、英语难得有及格的机会，为了不要在志愿书上太难看才把第一志愿改成重点中学，但因为考前报佛脚努力，居然考进了重点高中。高中第一年，数学期末考试只有巧分，因为暗恋班里一个学习成绩好的女生，为了创造接触机会就想着法子向她请教问题，几年下来，间题越问越多、越问越有水平，在增进学习友情的同时顺便也提高 r学习成绩，化追求为力量，最后居然考进了大学。读大学时，我的专业是公共关系和广告策划，女朋友却在异地高校就读哲学。于是别人用来打牌的时间，我花在了写情书上;别人用来逛街的时间，我用在研究股票投资。

为了提高情书的可看性和深刻性、增加学科上的共同语言，不免经常翻翻哲学和社会学，常作“有所思”状。四年大学下来，跳舞打牌一窍不通，倒是意外拿了几十本获奖证书和荣誉证书，把校园里一个枯燥乏味的哲学学术社团办得生动活泼，混入校园学术精英的队伍中。大学毕业后，女朋友成了别人的新娘，我倒保送研究生读哲学去也。读研究生之初，因为此前丰富的社团经验，被点名组建浙江大学在四校合并后的首个全校性社团。在学校的支持下，办思想论坛、出学术刊物、组织三下乡社会实践，从海报设计、论坛选题到文字校对，几乎是一手包办。社团在强调理论性和先进性的同时，实践效果也不赖，拿了一打全国、全省和全校的荣誉，在全国高校的同类社团中也算出类拔萃了。思想论坛更是成为学校里一个文化品牌，最热烈时，冬天在教室里需要开电扇，可还是因为人太多有同学晕倒。

原先满心打算着等研究生毕业后，奔有钱的单位去，尽快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可是临到毕业时，舍不得就此抛却读书时囤下没来得及看的上千本书，结果放弃了七万元底薪的企业，选择到大学里当老师，老师还当得挺好，上课从来不点名，到诫率却最高。在大学里以教广告为业，因为自己要买房子，课余有暇研究研究房地产，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些文章，结果被报社请去兼任房地产版的策划和撰稿以外，又成r一个咨询机构的总监，变为房地产的业内人士。于是在参加工作后的第九个月开始，我的月薪超过七千元，在物质和精神上向“小康”的初级阶段快步迈进。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上帝不掷子”，其实上帝掷子的命题对于个人的生活来说，是成立的。把人生规划和成功简单联系在一起1{ 其实是想象力贫乏的结果。在那些信奉成功离不开伟大的人生规划者看来，成功是这样一个带有必然性的过程: 首先是立志阶段，你可以是个贫穷的连学费都付不起的山区孩子，也不妨是个在都市底层拼搏刚能温饱的打工仔，但是你对肖己的人生作出了宏伟的规划，立下远大的志愿;其次是努力阶段i 表现为锲而不舍、排除万难，比如头悬梁、锥刺骨，比如忍辱负重等等;最后是成功阶段，表现为百万富翁、美国护照、博士学位、CEO 等等。

尤其是一些名人传记，告诉那些对成功望穿秋水的人们，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是和他们从小志存高远分不开的。如果你不成功，那么原因要归咎于你自己，原因不外乎是人生规划不合理，成者是你意志不够坚定，工作不够努力。按这种理论，似乎被称为“超人”的香港首富李嘉诚今天的成功，是早在几十年前他在香港街头卖塑料花的时候就规划好并持续努力的结果。决李嘉诚的成功史，并不是有长远人生规划的结果，而是不断调整方向、因时制宜的结果。他从卖塑料花起步，发现了房地产业的投资机会，便果断地投人，捕捉到香港码头业中蕴藏的无限商机，又迅速涉足其中，并确立了优势，其后又投资电信等高科技产业，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他的“超人”之处，在于他能够在机遇出现的时候抓住香港大发展的历史机遇。但机遇本身不是他能够预见的。香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发展，这种偶然性的因素非人生规划所能预见，能准备的只是个人的学习和适应素质。强调人生规划者，一方面忽视了外部的机遇性，另一方面，又用更主观化更不确定的人生规划的重要性替代了人的素质在成功中的关键地位。被人生规划问题贯穿始终的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史，其实质就是应试教育的塑造史。

应试教育下的人生规划，就是这样一条单一而直接的路线:小学里的乖孩子—重点中学里的成绩拔尖生 —重点大学里的热门专业的党员加三好学生—社会中的热门职业中的成功人士。被看似宏大而神圣的人生规划命题悄然替换掉的恰恰是对个人素质的关照。然而，作为“应试教育”的反命题出现的“素质教育”，已经成为另一个神圣的但事实上取消人的素质的命题，当素质被简单地规划为钢琴家、画家或者儿童作家的时候，已经在另一个旗帜下扼杀了人的多样性和可塑性。在个人未来生活所呈现出的丰富性和可能性面前，作所谓“人生规划”时人们的想象力总是过于贫乏。于是“人生规划”变成“画地为牢”。对于伟大的社会学家韦伯来说，从某种意义上看，资本主义最早在新教国家发生可以是一场事故。新教徒本身从感情上拒绝聚敛财富，在他们的人生规划中，成为上帝圣洁而虔诚的信徒是第一要义，富人要想上天堂，就好比骆驼不可能穿过针眼一样。但是新教理论的发展断绝了信徒们企图通过虔诚改变未来的希望，许诺给信徒们一个不可预见的未来，为了排解这种对明天不知会如何的焦虑，新教徒们努力工作、开拓事业，最后却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兴起。于是整个资本主义成为这种精神焦虑状态的意外后果产生了。

历史和新教徒们的人生规划开了个玩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人生规划和最后的现实生活儿乎是两回事，能影响人生的不是规划，而是个人的素质。而这种素质是潜移默化的结果，它是生长出来的，而不是被规划出来的。回想起来，我庆幸自己在儿时属于差生之列，没有被应试教育过于扭曲，而父母也没有对我过于苛求，没有对我的个人发展上制定太过宏伟的蓝图，由我悠意生长，我对自己也没有存有太过高远的理想，只是多看看书、多尝试一些新的机会，无意中反而养成一些很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素质来: 前些天在公司里，下属给我看一个楼盘项目的建筑规划图。我发现最终造好的楼房和规划图纸仁的大不一样。下属解释说，规划是报审批用的，和实际造什么样的房子是两回事。想想也是，当时在小学作文里大谈理想，又有几个人是当真的，主要还是为了眼前的作文能拿个高分。未来是由当下的行动创造的，机遇不是规划出来的。所谓理想和人生规划，即便再高远，又哪里能够及得上这个世界的变化快呢?

《需要等待》

本世纪七十年代末年，罗马教皇提出童新审理著名的“伽利略案件”。为此，世界著名科学家组成委员会，为三百年前的这桩沉冤昭雪。

伽利略(1564-1642)，是傲然挺立在中世纪漫漫长夜尽头的一位科学巨匠。他不顾残酷的宗教迫害，坚持宜传哥白尼的日心说，为此，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审讯。他拒不认罪，暴怒的教皇乌尔班最后下令采用“维里亚”刑讯。所谓“维里亚”就是“不眠即。法官们每隔四小时换一批，而伽利略则没有喘息的机会，这样的“车轮大战”持续了五十多个小时,风烛残年的伽利略实在支持不住了。最后，被迫在教会早就写好了的认罪书上签字。认罪书上写着:

“我，伽利略，现年七十岁，亲临法庭受审，双膝下跪，两眼注视，双手接触圣经，以虔诚的心情宣誓:我违背教义我诅咒我的罪草，我悔恨我的过失，宣传地球运动的邪说，……”

这份强加的“认罪书”，字字句句都浸透了宗教的愚昧，以及教会对科学的仇视。一六三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法庭宜读了对伽利略的“判决”。人们这样流传着，在宣判以后，伽利略仍充满信心地宣称:

“不管怎么样，地球仍在转动。”

为日心说的传播和发展而献身的人，并不止伽利略一个。一六00年三月十七日，罗马教会就在百花广场对意大利天文学家布鲁诺进行过“最后的裁判”。布鲁诺被押上了火刑柱，面对着宜读判词的宗教裁判人，他骄傲地说:“你们对我宜读判词，比我听到判词还要感到畏惧。”烈火，就在布餐诺脚下熊熊燃起，他豪迈地宣告。“火并不能把我征服，未来的世纪会了解我，知道我的价值。”

伽利略说得对:地球仍在转动I可是，人们认识这个真理，却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布鲁诺说得对:未来的世纪了解他们的价值里在人类文明史上，许多伟大的真理开始的时候都被认为是裹读行为。但是，真理总是灿烂的，只要一见够隙，就透穿过去，只不过，它要照亮整个原野，却需要时间。这些淹没在宗教裁判所监狱里和火刑柱下灰烬中的科学殉难者的英灵，终于看到愚昧的宗教在真理的旗帜面前不得不自己解除武装的时候，不就是整整等待了三百多年吗?

“等待”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得好:“历史有它自己的步伐，不管它的进程归根到底是多么辩证的，辩证法往往还要等待历史很久。”

等待，其实就是人类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艰巨过程。“伽利略案件”不过是千千万万个例子中的一个，达尔文“猴子变人”的进化论，不就同样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拼搏，才逐步广泛地为大多数人们的观念所接受吗?自然界扑朔迷离，充满着无穷无尽的奥秘多人类社会千姿百态，充浦着错综复杂的矛盾。自然科学的昌明，社会实践的发展，都需要时伺，孺要过程。等待，可说是人类生活的常例。

虽然“等待”有它的必然性，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掌握了辩证法的人们，又可以通过自己能动的努力，使“等待”的过程大大缩短。李四光陆相生油的理论，也曾被洋权威判为“邪说”，但在党的领导下，工人群众通过自己的实践，使陆相沉积的大庆油田喷出了滚滚油流，这陆相能够生油的理论也就获得了举世公认。马寅初的新人口理论，曾遭受过严重的误解，但在我们的社会里，正确的思想总会被恢复其本来的面目，当人们普遍关心人口间题的时候，这新人口理论也就很快重新显示了自己的价值。掌握了辩证法，人们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步伐，就大大地加快了。

在今天的生活中，是否还会有“等待”呢?还会有的。当然，不可能再重演伽利略的悲剧了，但生活的步伐总还要遵循它自身的规律。说得浅近一点，要攻克一个科学难题，要实现一个奋斗目标，或者再说得琐细一点，要想自学成才，要想做通一个人的思想工作，都会需要时间，需要过程。由起点到终点，由耕耘到收获，由行动到胜利，这中间必然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等待”。人人都可能遇到“等待”，人人都可能需要“等待”，然而应当说，这“等待”—

是由坚定信念而生成的期待，决不是虚无飘渺的祈求;

是辩证法所承认的发展过程，决不是想入非非的超越；

是踏平千难万险的奋斗，决不是碌碌无为的“懈怠”;……

《八十年代的孩子们》

八十年代的孩子们，比起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孩子们来，有很大的不同。六十年代直到中期的小学生，多半是在和平胜利的环境里长大的，接触的生活面狄窄，知识有一定的局限性。到了“文化大革命”，孩子们也在这场大灾难中生活了，有的父母都进了“牛栩”，孩子们必须学会独立生活。尤其是“四人帮”搞的那套法西斯手段，对小孩子也不轻易放过，比如，要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写儿歌批林批孔，遇得孩子们搞弄虚作假，只好由家长业余代笔，真叫人哭不得笑不得。八十年代，祖国的创伤得到治疗，孩子们的精神面貌也充消活跃、向上的气氛。就幸师生关系来说吧，“四人帮”挑动小学生造老师的反，老师全是“臭老九”，不被打倒，已经是够幸运的了。可是选在这个集子里的文章所表现的师生关系，却是如此融洽，亲密无间，这个变化多大啊!

八十年代的孩子们，确实有他们的时代特点，他们善于思考，勇于探索。他们看得出父兄心头上的伤痕，甚至在自己的心头上就有伤痕。但现实生活告诉他们要经常问个为什么，也懂得了对比。他们跟大人一样，对眼前的生话，是充满信心，非常乐观的。在这个集子里，几乎每篇文章都能说明这一点。

有人说，现在的孩子懂本多了，我同意这看法。其实，也就是他们接触的生活面开阔了，他们写老师，也写到老师和社会关系，写家乡，也写到家乡的建设，写农村面貌有了飞跃的变化，写家长专心搞科研。我们有了这样的下一代，是值得我们高兴的。不过，我们应该多考虑一下，他们的精神生活，还是不够丰富多采的，特别在农村里，买书不怎么容易，看电影也还有困难，广播电台最好挑个合适的时问，给孩子们安排些好节目。我们要多为他们提供方便的条件，让我们的下一代得到更多的知识，扩大眼界。

这些文章有个共同点，就是结构紧凑，语言生动，思想朴实，感情真切。《安天线》这一篇，全文只有六百多字，却把农村杜员生活的变化写得活灵活现，多么生动有趣啊。这样的文章，在这集子里还有很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办这次征文很有意义，建议今后每年或两年办一次，对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对开创一代文风，将会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耐心之等》

本世纪七十年代末年，罗马教皇提出童新审理著名的“伽利略案件”。为此，世界著名科学家组成委员会，为三百年前的这桩沉冤昭雪。

伽利略(1564-1642),是傲然挺立在中世纪漫没长夜尽头的一位科学巨匠。他不顾残酷的宗教迫害，坚持宜传哥白尼的日心说，为此，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审讯。他拒不认罪，暴怒的教皇乌尔班最后下令采用“维里亚，刑讯。所谓“维里亚”，就是“不眠”。法官们每隔四小时换一批，而伽利略则没有喘息的机会，这样的“车轮大战”持续了五十多个小时，风烛残年的伽利略实在支持不住了。最后，被迫在教会早就写好了的认罪书上签字。认罪书上写着:

“我，伽利略，现年七十岁，亲临法庭受审，双膝下跪，两眼注视，双手接触圣经，以虔诚的心情宣誓:我违背教义，，我诅咒我的罪孽，我悔恨我的过失，宣传地球运动的邪说……”

这份强加的“认罪书”，字字句句都浸透了宗教的愚昧，以及教会对科学的仇视。一六三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法庭宜读了对伽利略的“判决”。人们这样流传着，在宣判以后，伽利略仍充满信心地宜称:

“不管怎么样，地球仍在转动，”

为日心说的传播和发展而献身的人，并不止伽利略一个。一六00年三月十七日，罗马教会就在百花广场对意大利天文学家布鲁诺进行过“最后的裁判”。布鲁诺被押上了火刑柱，面对着宣读到词的宗教裁判人，他骄傲地说:“你们对我宣读荆词，比我听到到词还要感到畏俱。”烈火，就在布餐诺脚下熊熊燃起，他豪迈地宣告:“火并不能把我征服，未来的世纪会了解我，知道我的价值。”

伽利略说得对:地球仍在转动I可是，人们认识这个真理，却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布鲁诺说得对:未来的世纪了解他们的价值!在人类文明史上，许多伟大的真理开始的时候都被认为是裹读行为。但是，真理总是灿烂的，只要一见够隙，就透穿过去，只不过，它要照亮整个原野，却需要时间。这些淹没在宗教裁判所监狱里和火刑柱下灰烬中的科学殉难者的英灵，终于看到愚昧的宗教在真理的旗帜面前不得不自己解除武装的时候，不就是整整等待了三百多年吗?

等待，其实就是人类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艰巨过程。“伽利略案件”不过是千千万万个例子中的一个，达尔文“猴子变人”的进化论，不就同样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拼搏，才逐步广泛地为大多数人们的观念所接受吗?自然界扑朔迷离，充摘着无穷无尽的奥秘，人类社会千姿百态，充浦着错综复杂的矛盾。自然科学的昌明，社会实践的发展，都需要时间，藉要过程。等待，可说是人类生活的常例。

虽然“等待即有它的必然性，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掌握了辩证法的人们，又可以通过自己能动的努力，使“等待”的过程大大缩短。李四光陆相生油的理论，也曾被洋权威判为“邪说”，但在党的领导下，工人群众通过自己的实践，使陆相沉积的大庆油田喷出了滚滚油流，这陆相能够生油的理论也就获得了举世公认。马寅初的新人口理论，曾遭受过严重的误解，但在我们的社会里，正确的思想总会被恢复其本来的面目，当人们普遍关心人口间题的时候，这新人口理论也就很快重新显示了自己的价值。掌握了辩证法，人们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步伐，就大大地加快了。

是由坚定信念而生成的期待，决不是虚无孩渺的祈求;

是辩证法所承认的发展过程，决不是想入非非的超越；

是踏平千难万险的奋斗，决不是碌碌无为的“懈怠”.......

《为明天的澳门奋斗》

從七十年代末期開始，澳門的經濟迅速發展，社會日益繁榮，大型建設接踵而來，使這個小城呈現欣欣向榮的景象。然而，由於人口急劇膨脹，早年政府又缺乏完善的城市規劃和妥善的處理手法，令環境污染問題日趨嚴重，昔日綠樹成蔭的街道、恬靜迷人的海傍、清新芬芳的空氣都已不復見;代之而來的是川流不息的車輛、污水成流的海岸、令人嘔心的薰天臭氣，抑壓得我們快要窒息!
近年來，澳門政府當局逐漸意識到環境清潔的重要性，所以舉行“清潔澳門”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