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迎接北大百年诞辰到来的时候，我多么希望我是一个诗人，用深沉激情的诗句谱写一首“我与北大”的长诗。可惜我不会写诗，只能用平淡的语言，追忆难忘的事，记录走过的路，但愿也能从中透射出我对北大的深情和心愿。一、与北大有密切联系的家庭 1932年7月我出生在北平，我的家在北京大学三院(法学院)近旁，北河沿42号。 在我出生之前，我的前辈和我的家庭就同北大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外祖父顾栋臣(字恒斋，号枚良，1869一一1913)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和法政学堂担任过国文教习和算学教习。我的伯父孙百璋、父亲孙百英都是京师译学馆的学生。父亲十四岁考人译学馆，主习俄文五年，是 1909年京师译学馆的甲级毕业生，还是九名优等生之一，排在第三名。
他继而考取京师分科大学政法科，攻读法律，1912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门。 外公只有两个女儿，顾淑礼和顾淑型。在他的学生中，他很喜欢我的父亲，认为他聪颖好学、英俊有为。在外公的促成下，父亲孙百英与母亲顾淑礼于1913年在北平结婚。 1909年清政府成立了游美学务处，外公主持留美学生考试，他也是数学卷的判卷人。1911年，召考第三批留美学生时，只有十四岁的长沙明德中学初中毕业生陈翰笙闻讯赴京赶考，国文考试顺利通过，数学、英文却不及格，他向考试主持人顾枚良先生怎么求情也毫不济事，只得落榜回家。不料，十年之后，他与我的姨母顾淑型在美国西雅图结婚，可惜这时外公早已仙逝。 1924年春，姨父陈翰笙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到北大任历史系教授，开设欧美通史和史学史课程，还在法学系讲授美国宪法史。 姨父在北大任教期间，姨父母就住在我们家里。姨父曾请一位北大的女学生张抱兰到我家作家庭教师，每天晚上来两个小时，辅导我的姐姐们做功课，读课外书。
张老师思想进步，和蔼可亲，大家都非常喜欢她。可是不久她突然被捕了，并于 1927年4月与李大钊一起在军阀的绞刑架下英勇就义。我们全家极其悲痛，母亲曾协助张老师家属去刑场收尸和料理后事。同年，我们的表姨父、北大教育系系主任和教授高仁山，也被军阀逮捕，并于1928年初被杀害，母亲也亲赴刑场，并帮助陶曾谷阿姨办理后事。后来曾谷阿姨与北大教育系教授、以后担任过北大校长的蒋梦麟结婚了。 张老师牺牲以后，北大中文系学生孙荆楚来我家作家庭教师，他是母亲和姨父母的无锡同乡，他给我姐姐讲解过《左传》和《孟子》，她们至今印象深刻。孙老师常与表舅高昌运在我家相遇，高舅舅是北大经济系的学生，非常健谈，谈家常，谈北大，谈各种各样的事情，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孙高两位北大学生常因观点相异而激烈争论，各执己见，互不相让。那时在我们家里，不但洋溢着自由争论的热烈气氛，也体现出“君子和而不同”的传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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