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3月，我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党给了我一份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理想信念，这是无价之宝，使我精神充裕，毕生受用，度过富有意义的人生。
这份珍宝得来不易，我经历了6年的磨炼才得到它。在这期间，我接受了党的培养教育和严格的思想改造，使世界观有个根本的转变。1949年底，进人南方大学是这个过程的开端。在这之前，我是一个在殖民主义统治下的澳门生活了十多年的青少年，在教会学校里就读。快要高中业时耳闻目睹国民党的腐败、殖民地的黑暗，接受了进步思潮的启蒙，激发起爱国热情，向往革命，立志为建设新中国事业服务。我放弃了报考香港远东航空学校的机会，瞒着寡母，偷偷报考南方大学。当时，南大被誉为“革命熔炉”，名副其实。在这里，我经历了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接受了系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以及艰苦的军事化集体化的生活方式和全新的学习方法，批判和抛弃了在澳门时受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影响而产生的诸如光宗耀祖观念，追求个性自由等个人主义人生观，以及信仰上帝神佛等唯心主义世界观，初步确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还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这段日子为我后来参党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南大毕业后，我分配回原籍江门。经过土改、民改、镇反、肃反等锻炼，世界观得到进一步的改造。奉献精神支配着我，对个人生活考虑甚少，也耻于考虑，对个人主义思想的斗争步步加紧，从不放松。有两件事可见一斑。我到江门镇委工作不久，因环境陌生，不惯独立工作和生活，产生思挂家人和同学的念头，于是向领导撒谎说母亲病重，请假去澳门。其后，通过政治运动和多次党课教育，认识到这不符合党员的要求，对组织不忠诚老实，是个人享乐主义思想作祟，就主动向组织曝光，作深刻检查。1956年制订向科学进军个人规划时，我提出了把自己的思想业务水平从宣传部主办干事的水平提高到部长的水平，后来在党员转正时，我把它看作个人名位思想来检查。这两件事反映了当年我们这一代青年为理想去奋斗而严格要求自己的思想潮流，适应着那个年代革命与建设的需要。
共产主义理想成了我的灵魂后，产生无穷的力量。推动我好学向上。结合实践我进一步研读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著作、《矛盾论》。《实践论》和政治经济学著作，努力领会其立场、观点、方法，掌握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功:动脑用笔、调查研究、逻辑思辩、分析综合、计划总结、组织宣传等。在崇高的理想信念支配下，我确立起坚强的组织观念，从开始搞调查统计，调去搞土改、工运，其后又调去搞宣传工作，都二话没说。革命于劲十足，埋头工作，不知疲倦，办人大会刊七天七夜每晚只睡一两个小时，患上肺结核病仍坚持通宵达旦大炼钢铁。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赢得市委领导的信任，指派我整理周总理来江门视察时在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主编市委编印的《江门十年》小册子，协助领导筹办《江门报》等。每干一件，我感到为共产主义事业添一砖一瓦而幸福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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