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没有真正的爱，就没有真正的教育。这个“爱”指什么呢?我想，首先是对自己所从事的教育事业的热爱;但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的工作对象—学生的热爱。大学生十七八岁跨进校门，二十一二岁毕业离校，这个时，正是他们长身体、长知识，思想发展并趋向定型的时期。很多同学远离故乡家人，老师就成为他们接触最多、也最信赖的人。作为老师，更应该奉献出自己的爱心，关心学生，茸重学生，信任学生。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师生之间心灵上的共鸣，更好地完成教书育人的任务。
从跨人研究生阶段起，我就知道，三年之后我就将成为这所高等学府的一名教师了。因此，从那时起，我就十分注意观察我的老师，向他们请教，向他们学习。我发现，那些治学态度严谨、讲课内容丰富、要求学生严格的老师，虽然有时会招来某些学生的怨言，实际上却是最受学生尊重的老师，也是我受益最大的老师。我暗暗下决心，以后要像我的老师那样教我的学生。
第一次登讲台是1993年下学期，那时我正读研究生。当听说系里决定无棣干训93级的英语课由研究生代上时，许多同学觉得报酬低，与专业无关而不愿接。我却如获至宝，因为终于有了第一次锻炼自己的机会。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班，38名同学，全部是男生，年龄从30到45岁，学历从初中到大专。教这样一个水平不一的班，难度可想而知。我不能让水平高的同学觉得学不到新东西;又不能让水平低的同学觉得跟不上。为此，我经常找他们的班主任胡老师了解情况，向专业英语老师请教，还挤时间听其他老师的课，用来对照和检查自己的备课，课后的单独辅导更成了家常便饭。有的同学说:“不就是ABC吗，你也太认真了。”我想，做教师就得认真，不认真怎么能上好课呢?期末，我的认真得到了回报，看着他们的成绩单，我真是百感交集。班主任胡老师说:“人家学生说，祁老师教得那么认真，那么耐心，我们都不好惫思不学。”一年后，他们毕业离校，我还收到过他们的来信。其中一个说:“祁老师，您讲的英语我记得最牢。现在，我可以辅导孩子了。”
1994年，我给专科班上课。第一堂课，就发现有几个同学迟到，还有一个学生上课十多分钟了才不紧不慢地走进教室。下课时，我就给同学们约法三章:不迟到，不早退，有事请假。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要做到。每次上课，我都要提前十分钟到教室。于是，以后经常是:我到教室时，教室里已经坐满了人，而且书声琅琅，迟到早退的现象自然消除了。
有一次，我和同学们商定利用晚自习排演一个英语短剧，不巧遇上大雨。当我双脚泥水、头发湿淋淋地按时来到教室时，只有几个学生。一看我到了，他们站起来，二话没说就去找同学们去了。不一会儿，大家打着伞，抱来了全套的道具。他们说:“老师说话算数，我们也得认真点。”这两件小事使我深深体会到，教师、学生不单是知识授受，教师的精神、态度往往更能影响和感染学生。
1996年7月，我毕业留校，成为经济学院的一名正式教师。虽然有过两年半的讲课经历，但从学生到教师，这一角色的转换还是让我感到很有压力，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人才出众、优秀的集体中，我感到当务之急是迅速提高自己的实际工作能力。我开的第一门专业课是《美国经济》，对我来讲，最大的困难有两个:一是这门课当时已停开四年了，院里相关资料比较少，而学校图书馆资料又比较旧，很难找到一本1990年以后出版的教材，二是第一次正式上课就教四年级的“大”学生，他们基础知识已比较扎实，因此，对新内容的渴求就更加强烈。这两点都要求我下一番苦功夫。暑假里，我经常骑着自行车，奔跑于各大图书馆、书店之间;开学后，除了上课、开会之外，我几乎每天到图书馆“坐班”，查资料、备课。院里的老教师还建议我与美国的几所大学、研究所和国内美国经济研究方面比较著名的几所大学联系、交流。当时，看到经常有大包小包的资料从海外寄来，有的老师偷偷问我:“小祁，你在准备出国吗?”他们哪里知道，这些，就是我讲课的重要素材，是美国经济的最新研究资料。多少个夜晚，我将这些资料分类、筛选、整理，译成中文，收人讲稿。后来连院里研究生导师指导论文，遇到美国经济方面的内容，他们都会建议学生找祁老师查资料。在经济学院领导和老师们的关心、帮助下，我的业务水平提高很快。1996年下学期，我报名参加院里的讲课比赛，获得二等奖。
由于院里学生比较多，教师人手少。因此，青年教师的课都比较满。留校以来，每学期我都有两到三门课，每周12-14节。工作量大，时间紧，与学生们的课外接触就比较少。虽然我不是辅导员，也不是政治思想工作的专职教师，可是我想，年轻学生思想活跃，对新事物比较敏感，但有时缺乏辨别能力，作为一名党员，我有义务有责任帮助和引导他们。而且，从感情上讲，我总觉得他们就像我的弟弟、妹妹，面对他们的信任，我负有老师和姐姐的双重责任。我采取的方法是:寓德育于智育之中。
做到这一点，我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那就是我的英语口语课。口语课与其它课不同，它更需要教师、学生之间的配合。教师英语讲得再漂亮，得不到学生的共鸣，不能让学生开口，这门课也是失败的。那么，如何让学生开口呢?我想，首先应当深人了解学生，使所讲的问题、所选的话题符合学生的特点和实际情况，才能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淇次，对讲课方式、方法做周密的计划也是很重要的。人的精力有限，学生听课也一样，在一堂课中会有兴奋期、疲倦期，认真安排好讲课顺序，使新鲜点、刺激点不断出现，会激发学生的兴趣，充分发挥每分钟的效能。
比如，教材上有一章Using the library，介绍在美国如何利用图书馆，我就启发学生如何充分利用学校图书馆。通过实地考察，很多同学说:“以前对图书馆的利用率太低了。”
大学生喜欢读书，但他们喜欢什么书呢?我组织他们讨论:My favourite book，这个话题很轻松，也很亲切，课堂发言很积极，有的同学还把书带到了课堂，边讲解边展示。一位同学谈到他喜欢《轮椅上的梦》，我又借题让大家想想我们能从张海迪身上学到什么，由此谈到学习英语的方法和态度。
在毕业生供需见面会召开之时，我在班上也组织了一次供需见面会。全班同学分为两种角色:招聘者和求职者。招聘者要介绍你的公司情况，所需人才;求职者要写好简历，前去应征。大家互相提问，寻求不同角色的感觉，课堂上气氛热烈，一次课持续了近三个小时。
前一阵报纸上连续刊登了两则大学生自杀的消息，我想这是某些大学生思想不成熟、心理承受力较差的表现。我教的学生也正是二、三年级，他们的想法如何呢?于是，在讲到美国青少年这一问题时，我把话题引了过来。同学们冷静、理性地分析了可能的原因，最后一致认为:这样做实在太傻，只沉酒于自己的情感，而没有考虑到自己对父母、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是软弱和轻率的表现，我为我的学生具有这样的认识感到由衷的欣慰和自豪。
课堂上的共鸣加深了我和学生之间的沟通，课后，经常有同学找我请教问题，或者提出对教学的意见。渐渐地，大家在口语课上不再那么拘束，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读研究生两年，加上正式走上工作岗位两年，我的教书史也有四年多了，在这些日子里，我越来越感到，我的喜怒哀乐已经与学生无法分离了，师生情是在共同的教和学中建立、发展的。既然当老师，就必须爱学生，只有爱学生，接触学生，才能教书育人。让我们以陶行知先生的话共勉: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