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从教学中，还是从先生的著作中，我们都能看出，先生是一个热忱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早年在国民党统治区写的成名之作《人的花朵》，也是以评论和歌赞中国当代革命文学为中心，他在美学和文艺理论上有很高的素养。可惜的是，先生教授的文艺学，我们并未学完。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的《文艺报》(五卷二期），以“关于高等学校文艺教学中的偏向问题”开辟专栏，发表了山东大学中文系干事张棋同志的来信《离开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是无法进行文艺教学的》。这封信的内容，是揭发和批评吕荧先生在文艺学教学中严重脱离实际和教条主义的倾向。自然在当时凡是这类“文艺批判”，总是和“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封批评来信，不仅在山大中文系引起了思想震动(不如说是引起混乱)，而且造成了-一种“运动”的声势。用《文艺报》(一九五二年第二期)的“编辑部的话”说，就是“在该校的行政领导下，该系同志经过了热烈的学习和讨论之后，大都明确地认识了吕荧同志教学中脱离实际、脱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并迫切要求改进。”实际上学生只是被动员起来给先生提意见，批评先生的“教条主义”。事情过了三十二年，这场我们所独有的“运动”，似也可以看清楚了，即它显然也反映了十七年文艺思溯中的“左，的倾向，或者也可以叫敌“左”的倾向的萌芽。
我无意越俎代庖，只想说一说自己今天的感受和认识，引以为训。
首先，根据我的体会，那时在文艺教学中普遍存在的可题，并不是什么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态度”(当时整个学术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风气还刚刚开始），而是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观，还在继续传播。恰恰相反的是，能系统地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教学，在当时的教师中还是很少见的。因而，即使这样的教学，有一些脱离实际的缺点，它都应该得到鼓励、扶植、支持和帮助，而不该是被批判的对象。
其次，文艺学，现在叫做文艺理论或文学基础知识，总之，它该是一门系统地讲授文艺理论知识的课程。作为理论体系和思想体系，毫无疑间，它都必须贯串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但却不能要求它每章每节的基础知识课中都只讲方向、政策，或只分析当代作品。这本来是常识性的问题，但当时我们对吕先生的批评，却正是从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出发，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提出了很多劝稚可笑的要求。
第三，在张祺同志的批评“来信”中，确有很不实事求是之处。正象吕先生在他的那封“来信”(见一九五二年二月号《文艺报》)中所指出的:“张祺同志没有去听过文艺学的课，可是他引了我在课堂上讲的话。这些话经他一写之后，和原意正正相反。还有一些话我根本就没有讲过……”。当然，这并不是张祺同志一人的过错，这种“左”的不实事求是的学风，在我们这些学生中也是存在的。
以吕先生的倔强的性格，自是很难接受这样的“批判”。当时主持山大校务的，还是我们的老校长华岗同志，他曾几次劝说吕先生，只要做一点自我批评就可以了。但先生坚决不肯做违背自己心愿的事，终于不辞而别，拂袖离去了。这次“批判”，深深地伤害了先生作为师长的心，从此，终先生一生，再也未去大学执教。而我们却很快懂得了，这样的“左”倾幼稚病，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多么好的师长，也给我们那未完的文艺学学习造成了怎样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