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月间，开完《西游记》学术讨论会，从连云港转车上海去杭州，曾在上海遭留了两三天，因知胡万春同志已由大家族的“群居”迁人了“个人”所有的新居，就得便去看了他。那时，《解放日报》正在连载他的《蛙女》。我虽然在平素翻阅报纸时也看过“连载”的一些段落，只因一向性急，除武侠小说外，我不大有贯彻到底的耐心看连载.因而，没有继续下去。这次去看他，在他的写字台见到了这“连载”的未完的剪报本，也就成了我们久别后的一个话题。
他告诉我，他写《蛙女》是有所感而发，目的是想让年轻的读者们认识一下旧社会的面貌，也让我们中年人和老同志回顾一下那个社会，要珍惜社会主义制度，要保护这个制度，不要袭慕这个“过去”。他这一席话，立即使我想起了他在五十年代的短篇小说《骨肉》的写作，那时从他的一篇谈创作经验的文章—《土壤和种子》里读到的。
在那篇文章里，胡万春同志谈到他的《骨肉》的构思，是萌发于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的学习。是那“被剥削的秘密，的发现，使他的“脑子里亮堂了”，于是，苦难的经历在他的记忆里复活了，唤起了他的曾经生存于旧社会的一个普通工人的爱和他想到—“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告诉更多的人”，他感到—这“并不仅仅是我个人要说的，而是大家都要说的”，因为“他们的命运，在旧社会和我也是一样的，我只是我们千千万万工人中的一个。于是，《骨肉》的构思，就从此开始了—“我忽然感到，我曾经想到过的我那一段生活，正可以代表大家所要控诉的旧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