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列宁和高尔基的创作之间的关系来看，列宁对高尔基的影响，还不仅仅限于正确地评价高尔基的创作，启发了他在文学活动中找到自己的位置t且还向高尔基提出过具有方向性意义的意见。例如在一九O五年以后的反动时期，高尔基曾经想写一部描写一个资产阶级家族三代人“伟大主题”的长篇小说.列宁就对他说:写这样的长篇“自然，很困难，并且需要化费很多的时间。我想你对付得了它，但是我不知道你要怎样来结束它。间题是在于生活现实尚未提供一个结尾。不，这个你应该在革命之后来写它。现在你该写《母亲》那样的作品”。高尔基听从了列宁的这个具有原则件的指导意义的劝告，他酝酿中的这部长篇——即《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确实是在十月革命以后才写成的。
列宁的这个意见，一方面表明了对于《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这样的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主题，有着深刻的了解，而且提出了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艺术见解，这就是说，这样一个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主题，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才能够更全面、更充分地把握它;另方面他着重指出的《母亲》的现实意义，却是明显地树立起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光辉旗帜，重申了革命文学必须服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取得“非常及时”的艺术效果。
列宁在这里所做的虽然是对高尔基或者是对高尔基创作的评价，但是应该说，从党和文学工作以及革命运动和革命文学的关系看来拼列宁所阐发的却是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中具有原则指导意义的论点。要知道，对于高尔基的《母亲》，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内也是存在着分歧评价的。列宁高度评价了《母亲》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作用，说它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而普列汉诺夫则带着一种极其轻蔑的情绪贬低《母亲》的成就。他说:“……戈里基（即高尔基—引者)先生，不是已经自以为马克思主义者了么?他在那长篇《母亲》之中，不是巴经作为马克思底见解的宣传者而出发了么?然而这小说本身，却证明了—戈里基先生于作为这样的思想的宣传者的角色，全不相宜，为什么呢，因为他全没有理解马克思的见解。
……于是我要说——假使戈里基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就预先去取理解这主义之劳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事，大抵是有益，并且也愉快的。而且对于戈里基先生，将给以一种买不到的利益，就是，明白了在艺术家，即以用形象的言语来说话为主的人，那宜传家，即以用论理底言语来说话为主的人的职务，是怎样地只有一点点相宜而已的。戈里基先生确信了这个的时候，他大约便将得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