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高文强的博士论文《佛教与永明文学思想》即将付梓时，络咖山的樱花正灿烂着。我在樱顶的老图书馆为高文强的新著写序，眼前簇新的打印稿似乎有一种春的气息;而我身后的藏书室，珍藏着20世纪20年代黄侃、刘永济的龙学旧著，珍藏着30年代武汉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文哲季刊》，上面载有郭绍虞、罗根泽先生的批评史论文。而1931年的春天，年轻的朱东润在国立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现时惟有陈钟凡一种……”
2006年的春天，年轻的高文强博士也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我不知道他第一句话讲的是什么;但我可以想象他的第一个感觉:走进路伽山如同走进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的学术研究史。武汉大学的“中国古代文论”，是路如山文学门的品牌学科“三古”(古代汉语、古代文学、古代文论)之一，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整个20世纪，从黄侃、刘永济的《文心雕龙》研究到王文生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从吴林伯、罗立乾的六朝文论到程亚林、刘良明的诗学及小说理论，形成了血脉相承的学术传统。现在的武汉大学文学院，几乎每个教研室都有研究古代文论的学者，而且大多师出名门，有很好的学术渊源。20世纪80年代，全国有四个“中国文学批评史”博士点: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分别由王运熙、顾易生、王达津、杨明照、霍松林等先生主持;而这几位堪称“大师”的学界先贤。均有弟子在路枷山上治古代文论。而且，武汉大学也有了自己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博士点。我曾在一本书的后记里称路咖山是古代文论研究的“诗性空间”。高文强出道之初便生存于这一诗性空间。高文强是幸运的。
路咖学人治古代文论，秉承章黄学派的朴学风习，谢彼虚谈，敦兹实学。而这也是高文强做学问的特点。记得是2002年秋天，我和高文强在保定参加文心雕龙年会，会后游五台山，我们缓慢地穿行于历代佛教的丛林，而高文强用更缓慢的语速讲述他的“六朝佛教与永明声律论”的博士论文选题。他秉香凝视，身边是游客的勿忙与喧闹，他却在聆听另一个世界的静穆与庄严。在这个用量化方法管理学术的时代，高文强其实还有别的选择;但他最终还是选定了这个难度很大而且出成果很慢的研究领域。言呐，心静，不慌不忙，不急不躁，能坐冷板凳，也甘坐冷板凳。刘娜说“人兴贵闲”，高文强这种性格是最适宜做古代文论的。
纪购纂修《四库全书》，卷首引刘鳃“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研习六朝佛学与永明声律，“言征实”是第一重要的。高文强的这部书.材料搜寻详尽而丰富，颇见其苦功与定力。书中关于“新变”之概述、“三易”之平议、“声律”之辩正，皆能言之有据且言之出新。此外，其人思方式兼及佛理与本土儒道之契合，以及佛典语言及音律在本土文学中之表现;其研究方法则执著于小题大做，力求在较小的开口中获取较深的掘进。当然，作为高文强独立撰写的第一部专著，是书尚有可改进之处。比如，佛学对永明文学批评及其对东汉之后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影响，似应在文化背景、哲学思潮、语言文字及声律等不同层面展开，是书在这方面似缺乏辨析，论述中略显缠杂。
在治中国古代文论的洛咖学人之中，高文强是年龄最小的一位.因而能够最多最大地获得前辈学者及师长的指导。我一向认为，做学问不能自学成长，尤其不能缺少先贤及师友的帮助。20年前，我在桂子山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硕士学位时，就得到诸多师长的教诲和导引:沙湖畔的郁源先生邀我参编《中国古代文论》，路伽山的罗立乾先生为我的硕士论文撰写评语，而使我受益终生的则是桂子山上我的三位恩师:王先孺、周伟民和曾祖荫。三位先生既有厚实的国学功底，又有对新观念新方法的敏锐感知和透彻解悟，他们治批评史从选注古代小说序跋开始，继之分别用心理学、比较文学和美学的方法研究古代文论。我后来的研究视域、治学方法乃至书写风格，都深受三位先生的影响。刘裸将圣贤的教诲喻为“木铎起”、“席珍流”，正是因为有前辈学人的金声玉振，才会有后世学术的英华日新。20年后，当高文强在路枷山出版自己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时，一定有着与我相似的感受。
此时的络咖山，满树樱花正悄然飘洒，默默孕育着来年的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