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初的一个极平常的上午，我坐在微机前编这本“自选集”。电话铃响，我做梦也不会想到紧跟在这铃声后面的是一个巨大的噩耗。昨晚父亲还和我通过电话，还在电话中询问“自选集”何时出版。谁能料到这竟是最后的对话!我的好友张三夕教授在一本书的后记中谈到他父亲的逝去时曾悲叹:“父亲走了，现在轮到做父亲的我们。”对于我来说，“父亲走了”与“编《自选集》”这件事宿命般地联在一起。以往每次出版新著.我都要寄一本给父亲;如今这部《自选集》，我往哪里寄?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不强迫我做任何事，除了在“读书无用”的年代“强迫”我读书。小学毕业那年，学校停课闹革命，父亲把我关在家里温书，准备考中学。在那个史无前例的时代父亲居然固执地相信中学乃至大学还是可以“考上”的。“备考”的日子我常翻一本真正“无用”的书:《汉魏六朝诗选》，无头无尾，中间还有缺页，纸张又黑又厚(上大学后我才知道那个本子是余冠英先生选注的)。我大体上能够读懂“无名氏”的作品，虽然还不可能有钟诗品那种“一字千金，惊心动魄”的感受，但对诸如(上邪》的决然、《陌上桑》的风趣、《孤儿行》的凄惨，还是有着一些朦朦胧胧的美感。这一段父亲赋予我的读书经历，为后来我研究汉魏六朝文学和文论埋下了伏笔。
父亲的“固执”是对的，大学终于被我考上了。然而，萌生于少年时代的对古典文学的兴趣，却在进大学后被纷至沓来的“欲望群”所中断。惜时如金地埋头于专业学习，却挥“金”(时间)如土地去谈恋爱;对庄子、尼采一类的思想家和对写广播稿、办黑板报一类的社会活动同样乐此不疲;在校园里学雷锋做好事，回到宿舍却学魏晋名士做青白眼并口无遮拦……春节回家.我即兴创作了几副对联，却被父亲挑出了硬伤。那天，父亲说了一句极为普通却让我受用终身的话:“人一生只能真正做好一件事。”
其实，我当时并未掂量出父亲这句话的分量。大学毕业后，我尝试过许多“事”:从政、摄影、经商、炒股、出国……我的大学同学绝没有料到我后来会去做学问，而且一做就是十四年!诸同窗都知道我这人的毛病:爱热闹，易冲动，还喜欢出风头，这种性格的人如何耐得住书斋的苦寒与清冷?我自己也在想:究竞是什么力量使得我在这喧闹的世界能独守寂静的书斋?是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的魅力?是古代文学与古代文论的魅力?是自由思想与自由书写的魅力?十四年，“治学”这件事我坚持做下来并从未中断。我用自己十四年的治学经历和几百万字的学术成果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我一直在很认真地做一件事。如今我已年过“不惑”，而“治学”这件事我将一如既往地做下去，直到“知天命”直到“耳顺”直到“从心所欲不逾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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