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又用平和的语调说:“少奇同志表面看来似乎很严肃，但是接触起来却非常平易近人。1943年，我从苏北抗日根据地到延安，在杨家岭住了几个月，少奇同志对干部和群众毫无架子，饭后经常和大家一起散步，无话不谈，从天下大事到生活小事，甚至连孩子该不该送人，他都提出自己的看法。有两件事使我最难忘怀，一件是1950年春节前后，在我从辽西调到抚顺工作尚未到职前，听说中央正组织代表团去苏联参观，这是个学习的好机会，我提出要求参加，立即被批准。行前，少奇同志在中南海召集我们开会，讲了出国的注意事项。会后还打招呼让我到他家去玩玩，可惜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去成。
第二件是，1957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托人给少奇同志带个条子，说我想去看看他，不知他有时间没有?少奇同志很快给我挂来电话说:‘你要来随时都可以来嘛，还写什么条子?’
随着时光的推移，有些事情淡忘了，可是少奇同志留给我的平易近人的印象，不仅没有稍减，反而越来越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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