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我的母校

2024-01-20 02:53:04 文题网 阅读:

    我在师大附中学习和生活的一段经历,在我的历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很值得怀念的一段。师大附中是我学习、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的摇篮,也是我参加革命的摇篮,从此我找到了人生发展的正确道路。

    回顾一下我考入师大附中前走过的一段人生历程。

    我原名张孝统,出生在山东省鲁北处于黄河与小清河之间的很小的穷县高苑县。该县过去常受黄河水淹,盐碱地多,很多人靠熬硝盐为生,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当我还处在幼小的年代,有些事就给我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一件事是济南“五·三”惨案,当北伐军打到济南时,日本出兵于涉,在济南打死了五六千中国人,中国外交交涉员蔡公时也被日军挖目割鼻残杀。我大哥张孝继在济南矿业专门学校读书,从济南逃回,谈过日本鬼子乱杀人清况。他是打破后窗跳出的,手脸都被划破了。大哥从此一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另一件是军阀张宗昌盘据山东,兵匪不分,每逢过兵就拉夫、拉牲口、勒索财物。记得一次高苑县城商会会长马莲池被抓去索款,在西关被鞭打了一顿。那时,老百姓一听说过兵了,吓得关门闭户。有一次一股溃兵占了高苑城大肆奸淫掳掠,我二哥张孝述被乱兵掳去,勒索巨款,因交不出被杀害。

    南军过来后(当时老百姓称北伐军为南军。“五·三惨案”后,蒋介石对日妥协,由冯玉样部接管山东),派来了个新县长,名叫周新民,西北军出身。他刷新政治,每早率领县府官员上早操,带头跑步。国民党县党部、农会、妇女会成立了,号召打倒土豪劣绅,开展男人剪辫子、女人放足运动。小小县城一度出现了新气象。我在小学念书,小学生唱着“打倒列强,锄军阀……”的歌在街上游行。学校也开设了三民主义课,每星期一上纪念周,师生肃立在孙中山遗像前念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我从亲身感受中,深恶日本鬼子和军阀,于是接受了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喊“打倒列强,锄军阀”特别起劲。对“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我也赞同,因为我听到大人议论,本县大绅士大地主张光谭家虐待丫环和苛待佃户,谈起来无不耻笑,背后骂娘。我妈妈谈到他家惟一的儿子“大少爷”连娶三房妻妾都不生孩子,就说“他家缺德,没积下阴功,这是报应。”所以听到“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觉得是个好办法。于是我成了孙中山的信徒。

    1930年我考人了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到省城后,接触的面宽了,眼界放大了,读了些进步小说如《少年漂泊者》、《彷徨》、《呐喊》等,又听到同学李安亭(禹城人,接触过当地搞农民运动的进步分子)等的议论,得知蒋介石已背离了三民主义,变成了新军阀,回到家中也看到县党部内的那些高喊打倒土豪劣绅的人已和士绅和好,也都成了官气十足的新士绅了。我为此痛心,在一篇作文中发出“呜呼!总理在天之灵”的悲叹!

    在初中二年级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听此噩耗,全班痛哭。我悲愤不已,投人了南下请愿运动,在济南火车站参加卧轨斗争,一中同学很勇敢,我曾和一些同学卧在北上列车火车头前边,听到当局下令说,不离开就开车压了,火车也鸣笛要开动的样子,我们一闭眼,“压就压吧!”。他们并不敢压,结果断绝了南北交通。韩复集被迫允许发车,放学生到南京。济南学生到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蒋介石开始拒不接见,但在学生坚持下出来了,警备森严,气氛紧张。蒋介石开始夸奖了济南学生几句,说他率军北伐到济南,济南学生表现如何好,接着话头一转就说学生应好好读书,不要受人策动,国家大事听从政府决定。当学生提出质询时,蒋介石发怒了,训斥学生不尊重国家元首,拂袖而去。学生满腔热诚,受到打击,由请愿转向了示威游行,把外交部砸了。

    《中央日报》诬蔑攻击爱国学生制造骚乱,学生游行到中央日报社前进行质问,并愤而砸了中央日报社。当学生游行到珍珠时,国民党军队开枪镇压,死了不少学生。山东学生被押解回济南,学校提前放假,解散回家。

    这一事件后,鲁迅在1933年I月30日在上海《申报·自由谈》上发表《“逃”的合理化》一文,谈到:“我们还记得,自前年冬天以来,学生是怎么闹的,有的要南来,有的要北上,南来北上都不给开车。待到到首都顿首请愿,却不料‘为反动派所利用’,许多头都恰巧‘碰’在刺刀和枪柄上,有的竟‘自行失足落水’而死了。验尸之后,报告书上说道:‘身上有五色’。我实在不懂。谁发一句质问,谁提一句抗议?有些人还笑骂他们,还要开除,还要告诉家长……”。

    1932年春学生回校,更加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又展开了。在罢课斗争中,有些同学被开除,其中包括我的好友袁心纯、邵子言、李安亭等。我被选为学生代表继续斗争,与校方交涉,要收回成命。在与校长谈判中被拒绝,一气之下,打了校长孙东生,还痛打了来校协同镇压学生的省督学马汝梅。我也被开除。因为打了校长督学,要受到通缉,济南呆不下去了。我与袁心纯、邵子言、李安亭等商议,一同跑到了北平。要继续上学没有毕业文凭,于是在私立弘达学院初特班学习。当时家中认为我不好好学习,闹事被开除,一度断绝了我的供应,生活很困难。好在袁心纯同学是山东荣城县石岛人,家中出海捕鱼为业,寄点海货来,卖了钱大家共用。山东会馆对山东学生不收房费,就住山东会馆,吃饭在街上路旁小摊上和洋车夫一起,用两大枚铜钱吃一个玉米或高粱面贴饼子,加上一碗豆腐脑就是一顿饭。经过一年学习.拿到一张初中毕业文凭后,我考人了师大附中。

    师大附中的优越学习条件使我曾萌发过科学救国思想。

    当时,师大附中是全国有名的学校,考人很不容易。,既然考上了,我想就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好好学习吧!人学后感到学校与济南一中不同,具有较浓的学习空气与民主空气。校长林砺儒是教育家,治校有方,注意因材施教,使学生的志愿得到满足,使学生的特点、特长得到发挥。我所在的年级分成一、二、三班,各有侧重,我在二班学习,侧重理科。附中教师教学水平相当高,课堂教学讲得透彻,注意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主动学习,给学生以自我发展的时空,并不像现在这样留大量作业。我对数、理、化有兴趣,我听韩满庐老师讲范氏大代数,听韩问渠老师讲解析几何,感到很开脑筋,激发起我学数学的积极性。我曾和同班同学林衍先(后考人上海交大,现为重庆大学教授)、苑嘉士(后考人清华)结合起来讨论数学,专攻难题,各有各的路子,相互启发,受益匪浅(现在可称为自由结合的兴趣小组)。我曾课外自修清华教授萨本栋著的物理学、萨本铁著的化学。附中的学习曾激发我希望奔向科学的殿堂,使我在数理化方面打下较好的基础。在此条件下,我萌发了搞科学,实行科学救国的思想。

    但国难日趋严重的形势,总成为笼罩在我心头的阴影。日寇占领东北后,又向关内推进.攻占热河,侵犯长城各口,国民党节节退让,使华北门户洞开,日寇魔爪已伸向华北。这种局势,怎能不引起爱国青年的深切关怀呢?记得我曾从上海《申报》上看到以何家干笔名发表的鲁迅的《吊大学生》一诗:

    阔人已骑文化去,

    此地空余文化城。

    文化一去不复返,

    古城千载冷清清。

    专车队队前门站,

    晦气重重大学生。

    日薄榆关何处抗,

    烟花场上没人惊。

    读后深深地触动了我。

    更使我感到优虑和愤慨的是,张学良下野后,蒋介石派何应钦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以蒋孝先为团长的宪兵第三团进驻北平,残酷镇压抗日救亡爱国学生运动,大肆搜捕进步青年。

    在宜武门外校场头条山东会馆与我同住一室的有一位山东邹平县的学生名叫邹海滨。他思想进步,经常和我议论有关抗日救亡的事情,谈论蒋介石的“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也议论国民党全力“剿共”。我们曾读到《申报·自由谈》上刊登的署名“干”的鲁迅论《天上地下》一文。文中说:

    “中国现在有两种炸,一种是炸进去,一种是炸进来。

    炸进去之一例日:‘口内除飞机往匪区轰炸外,无战事。三四两队,七日晨迄申,更番成队飞宜黄以西崇仁以南,掷百二十磅弹两三百枚,凡匪足资屏蔽处炸毁几平,使匪无从休养。…’(五月十日《申报)南昌专电)

    炸进来之一例曰:‘今晨六时,敌机炸蓟县,死民十余,又密云今遭敌轰四次,每次二架,投弹盈百,损害正详查中。……’(同日《大晚报》北平电)

    这也是对于‘非安内无以攘外’或‘安内急于攘外’的题目,做出的两股好文章。

    但又试闭目一想,想得久远一些,可就遇着难题目了。假如炸进去慢,炸进来快,两种飞机遇着了,又怎么办呢?停止了‘安内’,问转头来‘迎头痛击’呢?还是仍然只管自己炸进去,一任他跟着炸进来,一前一后,同炸‘匪区’,待到炸清了,然后再‘攘’他们出去呢?……

    我们读了,感到这篇妙文把“先安内而后攘外”政策的真实面目,揭露无遗了,这个政策适应了日本提出的“共同反共”的要求,在“共同反共”的口号下达到灭亡中国之目的。我们还议论到国民党把共产党说得那么坏,罪不容诛,天天喊“剿共”,怎么天天剿不完呢?这其中是什么道理呢?隐约地感到中国共产党可能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何应钦在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的同时,还强迫学生到北郊黄寺参加军训,对学生进行法西斯教育,国民党派的教官教唱(铁血歌》,内容是“只有铁,只有血,只有铁血才能救中国,赤祸泛西南,猛兽噬东北”,企图欺骗学生,转移抗日目标引向反共。参加军训的附中学生采取各种方式进行了抵制,不时提问:现日本鬼子已打进国门,先抗日还是先“剿共”?是共御外侮呢?还是共同反共?使教官处于狼狈状态。

    我在山东会馆与同室居住的邹海滨彼此谈得很投机,我推测他可能是共产党员或者可能与共产党有联系,但彼此没有说开,只是心照不宜而已。有一天我从附中放学归来,刚走到校场头条胡同口,看到山东会馆门前乱哄哄的,有军警出现,我感到出事了,转了个弯到另一同学家去了。事后果然得知邹海滨被捕了。我找到我的高苑县老乡、又是本家堂侄的张循粌他当时是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军部的军械处长,打听消息并从事营救工作,张循粌告诉我“不好办”,邹海滨是被宪三团抓走的,已押解南京了。

    在山东会馆出事后,我就搬到和平门外琉璃厂八角琉璃井胡同的三星公寓去住。同住的有附中同学李焕章、董世华、沈耀枢等。我当时虽然爱国热血在内心奔腾,但感到现在住得离附中近了,学习更方便了,还是抓住机会,尽可能不放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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