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证明，婚后的确没有影响工作，相反却成了旅程的加油站。这时，四平分版的工作更加紧张起来，先我而来的柳松同志采写了不少工商业方面的消息和通讯;我也不甘示弱，虽然在此之前，我一直从事内勤通联工作，但在分版常常缺乏地方稿件的情况下，迅速适应外勤工作，整天冒着酷署，头戴草笠来往于天桥东西，和市委大院之间(当时分版寄居此处).记得一次，我采访榨油工人李川江(后来的省劳模)时，回去后洋洋洒洒写了两千来字，经老黄删削，发表时只留了五六百字，从此我注意写消息的要领，尽量做到言简意赅。写通讯的要领也是在这里初步掌握的。开始自己很欣赏许多描绘之笔，到了主编那里文字要求极严，有时大笔一挥所剩无几.到底毛病在什么地方呢?经探讨，原来还是抓不住要点，分不清主次，写通讯要求有点文采，但不等于不分轻重滥施粉墨.当时，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同了，说话也不必客气，反而受益匪浅。
这年的夏秋之交，白城子胜利报社随着省会搬迁到郑家屯.《四平分版》也完成了历史使命，奉命到郑家电会师。前后方的同志们重逢自是一番热闹景象，同时，还迎来了《路东版》的肖白门、张继彬、边学义、孙铭惠等同志。人多了，分工也有所变化，组织上分配我跟随老黄办副刊，这时，居住条件也略有改善，我们有一间平房，半边办公，半边炕，工作起居都很方便.记得在“九·一八”纪念专刊上，我写了14年亡国奴生活中印象最深的一页，老黄给加上了“女知识分子的回忆”标题;秋汛时期，我采写了人民政府救灾的文艺通讯“水”.这期间在老黄的扶手教练下，我的文章开始跳出了一般化的圈子。
入冬，`为了加强通俗化的宣传，《胜利报》又办了《老百姓》版。我重新回到纪潜同志领导下，和边学义同志一起作编辑工作.主要任务是把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以及本报的社论等大文章，进行通俗化的缩写，使老百姓能够看懂;还把劳模的事迹改写成顺口溜和小故事，使群众能读上口。为了进一步了解贫下中农翻身后的生活、生产状况，领导上还派我和边学义同志一起深入到双辽的郊区，组织农民读报，搜集群众语汇，这些都为后来的编采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直到1949年1月.随着辽北省委的建立，《胜利报》跟随省委开进四平，改称《辽北新报》为止。我在《胜利报》度过了愉快而充实的400多个昼夜，那里是我终生难忘的新闻事业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