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开始，中国文坛进人了“散文时代”，看报纸翻杂志逛书店进图书馆……随便拿起一种印刷品,都能读到散文。
然而，置身于散文创作的“繁荣”与“热闹”之中，我却有一种“这儿的文坛静悄悄”之感。长长短短的散文，大多是各说各的:你说你的厨房我说我的书房，你说你的女友我说我的太太……文与文之间.作者与作者之间，缺少沟通，缺少争鸣，缺少碰撞，不见思辨之火花，不闻激情之声响。
偶尔，也能读到一两篇与人争辩的散文，却迟迟不见“被争辩者”的回音，一个巴掌未拍响，颇有喜剧色彩;有时也弄出悲剧:南方一家报纸刊载一篇杂文，指出某教授史料征引中的讹误，优虑“如果让这样的教授指导博士……”这位教授后来果真未能当上博导。
本来，散文(包括杂文)创作中的争鸣，是一种正常的文学现象。问题是，经历过“革命大批判”的“洗礼”之后，“争鸣”一词的外延，同时朝两个方向泛化:一个是意识形态方向，一个是伦理道德方向。在这两个领域，都有各自的权威话语，作者与读者，常常有意无意地以权威话语为坐标，来测定文本的位置:偏左?趋右?犯上?媚下?久而久之，人们对“争鸣”，便形成一种文化—心理意义上的恐惧。
争鸣不仅被泛化，还被曲解。本该是平等的对话，自由的讨论，却常常衍为或者被视为人与人的交锋乃至人对人的攻洁。争鸣，于是又成为“以文罪友”的误区，成为人际交往的畏途。
净谏与交友，实则可以并行不悖—此类例子古今皆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