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艰先生的《通俗到了极致一定美吗》，认为李春波的《一封家书》用大白话人歌，“平浅直露，淡而无味”，并无美感可言，进而对标题之问作了否定回答。
对一首流行歌曲说好说坏，是很自然的事;王先生论述问题的方法，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笔者却不敢苟同。评价一部作品，当顾及全篇，不可攻其一点。《一封家书》借一位文化程度不高的打工仔的口，咏唱“游子他乡”，表现实实在在的情感与生活。大白话入歌，既符合主人公身份，给人真实、亲切之感，又不经意地营造出一种质朴平易的美学氛围。《一封家书》的“通俗”，就其审美品质而言，应该说是一种“极致”。
为了反证《一封家书》的“大白话人歌”不美，王现先生杜撰了几句大白话，比如“早上吃点热面条，外加三两热干面”，等等。剥离了背景或框架，孤立地看这几句话，无所谓美与不美。在不同的前提下，它们可能通俗可能庸俗，还可能如王先生所言“流人恶俗”。王先生极为推崇的《我的祖国》，里面也有一句大白话:“姑娘好像花一样。”此话若用在别的场合，也是有可能庸俗甚至恶俗的。
王先生很是愤慨:“大白话也能人歌，那么，乔羽先生提炼《我的祖国》、《难忘今宵》等撩人心族、动人魂魄的歌词，岂不是徒自耗神、白费功夫?”乔羽的作品是严肃音乐，但它们并不排斥通俗歌曲，二者可以并存。难道说因为赵树理将“大白话”写进了作品，鲁迅“提炼”《故事新编》，就是“白费功夫”?再说，通俗作品的创造，并非就不费功夫。古今中外，该有多少咏唱游子他乡的歌曲，而哪一首敢将“家书”人歌?这便是“费工夫”的结果。
王先生很是担优:“一味满足于‘俗’的追求，‘俗’的表达，弄得有人听了喜跃扑舞，有人闻之盛额锁眉，从而失却了‘大众化’的优点，恐怕就‘流行’不起来了。”流行的东西，并非人人喜欢。有人“扑舞”有人“锁眉”是极正常的，也正是大众化的优点之一。比如令王先生“回味不已”的“美丽的悲剧”《小芳》，早就有人骂它美化“始乱终弃”，歌唱“杯水主义”，可是它照样流行。而且，《小芳》也并非没有“俗的表现”，开头的四句，便“俗”得可以。
“通俗”一词，用作艺术批评的术语，是肯定性的，含有褒义。它不仅指语言的平易、明白，还包括风格的质朴、流畅。通俗不同于庸俗。庸俗到了极致便流于恶俗，而通俗到了极致则一定是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