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大附中有着光荣的现在，也有着辉煌的过去。当年的师大附中不要说在北京市，就是在全国也是赫赫有名的一流中学。“附中，正正堂堂，本校风，莫忘了诚爱勤勇……”这是当年的校歌开始的两句。的确，学生们一个个都“正正堂堂”，真是“好学生”的风范。考大学的升学率很高，而且都对准像清华、北大等名牌大学，连燕京、北师大都不太放在眼里。可是，就在这样一个一流的中学里，除了少数的进步学生以外，相当多的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到了高三，竟有高达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学生患有当时很令人生畏的肺结核病，很少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概念。
1949年初，北京和平解放，附中开始了新的历史进程。解放后的第一任校长是郝人初，随同郝校长来校的是从解放区来的一大批老师和学生，在师大附中成立了“二部”。这一批学生食宿都在学校，施行供给制。老师则兼任一部和二部的教学。
新来的这批老师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特别平易近人，丝毫没有“胜利者”的傲气，只有“土气”。特别是郝校长，当官不像官，一身土布的制服，穿着一双有飞边的布鞋。解放初期，老百姓和学生的思想不是那么整齐的，不要说党的政策之类的大学问，就是连一些基本的名词术语，甚至就像“同志”这样一个普通称呼，都觉得很新鲜。至于什么是“共产”，为什么叫共产党，就更没有人能说清楚了。带着这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人们最感兴趣的正是听这批新来的“土气”老师讲的大课。记得当时的马奇老师给大家讲共产党的领导和民主集中制，从古代讲到鸦片战争，讲到孙中山，讲到抗日战争和共产党;从中国讲到苏联，讲到欧美，讲到亚非拉。学生们发现这些老师有思想、有见解、有学问。也正是从这批老师那里，学生们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知道中国真的有了希望。所以，这批老师后来受到了学生的特殊的信任和爱戴，特别是像马奇这样的政治老师，成了学生们最敬仰的师长。
进城以后人民政府对群众的教育很重视，在咱师大附中办了一所成人夜校，主要是为了解决文盲问题，同时也进行一些基本的文化教育。师大附中办的夜校，档次高。当年在夜校教音乐的就是后来全国知名的《四世同堂》的导演林汝为，教务长就是后来的教育专家盛世衰，后来留学苏联的孙延禄也是当年教学和管理的骨干。有这样一批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夜校办得红红火火。夜校也有校歌:“听呀你听，夜校的钟声多么味亮，看呀你看，男女老少来了一大帮……”我原是一个比较典型“正正堂堂”的附中生，但从1950年起总感到不干点事似乎缺了什么。于是我在1950年四五月间也当了夜校教师。可是没想到，到了署假选校长，我的得票率最高。这可难坏了我，过去连班干部也没做过的我，这个“校长”又如何当法?左推右推推不开，又如何是好?正在辗转不宁之际，我第一次认识到了什么叫“组织”，尽管我既非党员又非团员，但组织在大力地支持着我。师大附中二部，有个宋慈作为副校长被委派来协助我，还有张广鑫等一批精明强干的同志都自动地补充到夜校来了。结果那个署假过得紧张愉快且有意义，又是招生，又是改制，夜校从原来的五六十人一下扩充到了二三百人，区文教科也来了支援经费，教室也进行了修缮，装了照明设备，师大附中的夜校还真的成了气候。
半个世纪过去了，可是母校和在母校学习生活的这一段美好的记忆却一直萦绕在心中。今天，看到母校正满载丰硕的成果以崭新的姿态迈人这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新世纪的时候，作为师大附中的校友由衷地感到自豪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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