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往往认为明亮灯光才能打造欢乐的气氛，拂去悲伤和不安。而那老式的白炽灯发出的昏黄的灯光，却常常把我带人美好的回忆之中。不知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怎样解释“人之初，性本善”，但我确实感到人们之所以有善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是在于后天接触的特定人文环境。参加工作以来，我曾到过许多地方和单位。无论在何处，我都力求待人宽厚，热心助人。这是得益于我中学班主任—杨子坤老师的言传身教。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涛将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父母卷人其中，转眼即摧毁了我温暖的家:被抄家，被扫地出门，母亲几乎溯临死亡……往事不堪回首。随着运动的发展，1969年的春节后父亲被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劳动，秋天我和母亲也要随父亲单位举家迁去。记忆中，那年秋天的天空似乎总是阴沉沉的，全然没有一丝秋高气爽的印象。街上行人匆匆，不少和我一样在购买草绳，搬运家具。那天我费尽气力从很远的地方买到几捆草绳，和已近花甲的母亲捆绑家具。忙了许久，不仅进度甚慢.而且捆绑松垮，根本无法交付托运。晚上母亲支持不住，躺倒了，我对著那堆草绳、家具无可奈何地发呆。遭此变故的家庭，在当时是人们避之不及的。想想平时在住家附近走路常会被来向不明的石子击中，打公用电话也会被人呵斥撵走，如此状况，能找谁帮忙、谁又敢帮忙呢?再想想惟一的姐姐远在千里以外，几个要好的同学相继分配工作，离开学校，这使本就终日惶恐不安的我更感孤单、无助。突然，传来了敲门声，惊得我心坪坪乱跳，不知又会有什么祸事临头。当我战战兢兢打开门，竟看到门口站着杨子坤老师!他是听到同学讲起我要迁出北京，知道我父母年岁大，又无兄弟，特意赶来帮忙的。老师进屋没有多说，立刻动手捆行李。摇曳的白炽灯发出昏黄的灯光，老师忙碌的身影在灯下越发显得痰弱。其实这时的杨老师在学校的处境并不好，也正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呢。家具很快就捆好了，老师也走了，但这昏黄的灯光，忙碌的身影却永久留在我的记忆中。
我们班是杨老师带的第一个班级，杨老师也是我们进人中学的第一位班主任，他同时兼我们的《社会发展简史》课程，为教书育人呕心沥血，期望我们个个成为国家栋梁。不承想，一场浩劫不仅打碎了老师的梦想，而且还遭到我们不明事理的批斗，我也曾发言，揭发、质问老师精心教学的“险恶用心”。多年后，每当回想起那时在家中讲起的这些“革命行动”时，父亲那责难、优虑的目光，措辞小心的劝说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每当这时，我才更感到我和我的同学是在老师滴血的伤口上撒盐。尽管有一百个一千个理由可以为我们做的蠢事辩解，但却永远不能消除我的内疚。可是老师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对我们从来没有一丝一毫的怨气，还总是为我们辩解，解脱我们的心理压力。我常想，在那个年代与我们那样的家庭接触，极可能引火烧身，特别像杨老师当时的处境，很可能会给人以口实，一顶“反革命”的帽子被戴到头上，那将不仅累及自己，更会累及家庭。那时老师已经有了一个小儿子，杨老师、王京棣老师(杨老师的爱人)力帮助我要承担多大的风险，要准备付出多大的代价啊。如今我早已为人妻，为人母，每每想到此事我更深刻地体会到老师们对学生爱护之深。
自那之后，我到过犊中农村，到过苏北油田，一去六七年，我和我的同伴们又经历了各种境遇。然而，所到之处总有摇曳的白炽灯，也发出着昏黄的灯光。伴着昏黄的灯光，我相信老师们一定在京城惦念远方的每一个学生。我知道我不是孤单的，无助的。在人的一生中，特殊的情况下，往往会由于别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而改变其对于社会的看法，会影响他的一生。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在困境之中的人，得到别人的爱心和帮助，会使他有一个正常的心态直面人生，战胜挫折。现在国家正在经历一个历史性的变革，箱要人们相互的理解、相互帮助，更需要爱心的奉献。老师们的爱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也鞭策我同样以一颖爱心对待人，理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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