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小孩上学，每天做功课到深夜，老师在课外辅导，家长在家里伴读;一个小孩上学，搞得全家不得安宁。回忆50年前，我在师大附中上学的时候，全家日子过得宁静，父母对我的学习很少过问，我从不感到有什么负担，学到的知识到现在仍很有用，和现在小孩上学，好像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1938年进师大附中，1944年毕业，当时的校长是孙云生老先生，物理老师是毛鹤龄，语文老师我只记得有沈滋九和徐知白，音乐老师有张秀山和王邵先，还记得日文老师是三武达，是个日本人。
当时，师大附中的老师，都自然而然的奉行一种教学方法，这就是启发同学对一些学科产生兴趣，自发地深人钻研，越钻越有味道。因此，根本用不着通过考试和分数，去逼着同学死记硬背。
当然，另一个有利条件是，能考进师大附中的同学，基本功都比较扎实，也都有自觉用功的习惯。因此，学习都能达到一定的水准，很少有人哪门功课考不及格。
当时，谁也不怕考试。有些人，在期末停课复习功课时，还能挤出时间去溜冰、打球。这些玩得痛快又能考得不错的同学，引起了大家尊敬和羡慕，逐渐，这样的同学越来越多。
当然，老师对待考试的态度也很重要。实际上，平时老师对每个同学的学习成绩，早已心中有数，考试时不仅不出偏题怪题，而且，事先都告诉大家复习的重点，考试时有必答题，还有选答题。这样，只要平时用心听讲记笔记，考前用几小时记一记，考八九十分是不困难的。当时没有人斤斤计较分数，80分不错，90分更好，98, 99, 100分都无所谓。由于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一门或几门学得较好的功课，因此在考前三名的同学面前也不感到自卑;大家都按着自己的爱好去学，各走各的路。
戏剧大师于是之，当时叫于森，在我们班上文科拔尖，对理科就没兴趣，常在上理科课时偷偷看文学著作或看字帖。老师对他的情况很理解，视如不见，不去干涉他，考试时对他也比较宽容。我常想，如果那时也逼着于是之去死记硬背他没有兴趣的功课，今天还会不会出现这位戏剧大师呢?
当时班上有不少同学，对自己有兴趣的功课钻得很深，老师对这些人，则尽其所能地支持和鼓m。有个叫雅同和的同学和另外几个人，在初中就自学起大学的数学课程，并且试着解答一些有名的数学难题。当他们和老师讨论这些难题时，老师一时也说不清楚。但是，老师对这些学生很支持，在课外花了不少时间去查书，并向大学教授请教.尽其所能，给以帮助。
物理课堂上更是活跃，经常有同学提出希奇古怪的问题，几乎堂堂都不能按时下课，课间也不能休息;有时毛鹤龄老师还在业余时间制作模型，来验证同学提出的奇思怪想。然而，这种即兴发挥，并不影响教学计划，几乎全班同学物理课都学得很好，后来同学们搞理工科的也特别多，有一多半成了工程师或教授。
语文老师也教得潇洒，从来不推荐什么“范文”之类的东西，同学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风格来写文章。有人写白话，有人写文言，有人喜欢半文半白，有人还夹上新体诗或旧体诗，老师则顺着同学的风格批改。我们最喜欢交换着看老师批改的作文，看他因材施教挥洒自如，大家都获益非浅。
音乐老师张秀山是搞声乐的，每堂课他都用那悦耳的嗓音唱几支优美的歌，然后笑着说:你们要能唱到我这样就不错了，然后就讲如何发声，如何共鸣……
另一位音乐老师王绍先是搞民族乐器的，他有时弹一支琵琶曲，有时拉一段二胡，他说话不多，然而，却在我们心里深深地种下了民族音乐的种子，使我至今认为中国音乐比西洋音乐毫不逊色，并坚决相信中国的古琴曲是无与伦比的。
日文老师是一位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穿中式蓝布长袍，黑色千层底布鞋的，三十来岁的年青人。他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人，当时，大家都认为是日本宪兵司令部派来监视中国人的。然而，这位三武达老师，教了我们五年，直到他被征召去当兵，大哭一场向同学告别，一直对中国老师和同学很有礼貌，从不盛气凌人，也从不为日本军国主义作宣传。上课时他认真地教书，教我们发音和造句。当时我们都不好好学日文，并把认真学日文的同学叫“汉奸”。虽然如此，我还是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一点，而且至今还很有用。如果这位三武达老师侥幸不死在侵略战争里，现在该有八九十岁了，愿他能有个幸福的晚年。
还有几位教体育课的老师，记得有后来的名教练黄健。虽然体育课时很少，但在老师的影响和帮助下，大多数同学都有自己的体育爱好，并且挤时间下苦功锻炼身体。我当时是练单双杠，曾摔掉了头顶的肉皮和头发，也有不少同学成为各种球类的好手。和其他科目一样，在体育方面，我们只有自发的激情，感觉不到丝毫的压力和强迫。在毕业时绝大部分同学都锻炼成体魄健壮的少年，和人学时判若两人，这在当时留下的照片中可以看得出来。
在师大附中，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有那小小的图书馆。我每天借两本书(借书证一次只能借两本)，当夜看完，第二天再借两本。这样年复一年，到了高中二年级已差不多把图书馆里有意思的书全看完了。我已记不清图书管理员的名字，但永远忘不了他们多年如一日不厌其烦地借书给我，是他们在我面前展开了广阔无垠的知识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