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二年级，梁超然在何其芳先生主编的《文学评论》上发表了第二篇论文—《陈子昂的时代与古代浪漫主义特征问题》，这文章其实就是后来在《广西日报》上分两天连载的《中国古典文学中浪漫主义儿个问题的探讨》的大纲。
在研究中，他发现一些学术前辈对中国古典文学浪漫主义研究得不充分，甚至把古典文学中的浪漫主义算作是现实主义的一部分，因此他先后撰写成了这两篇文章。第二篇是在第一篇出来后，在它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整理成的，有1。5万字。何其芳见到后颇为赞赏，但最后阴差阳错，由《广西日报》先登了出来，何对此深感惋惜。但不论怎样，到1961年毕业时，梁超然还是在圈子内小有才名了。此后，他一边教书育人，一边埋头耕耘，成果层出不穷，倍受学术界瞩目，成为研究唐宋文学的著名教授。
他历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秘书长、常务理事，实际主编会刊《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唐代文学研究》，同时还担任柳宗元研究会会长；培养了9名硕士生。近年来他出版了《李贺诗赏析》、《八桂诗人论及其他》、《曹邺诗注》、《于贪诗注》(与人合作)等专著；主编出版了《唐诗与中国文化丛书》(已出6种)；参加全国重点项目((唐才子传笺证》的笺证，共考证了51位唐代诗人的生平传记，约占全部工程的六分之一；参与了《唐诗大辞典》、《唐诗百科辞典》等重要辞书的编撰工作；发表了《综论李白<蜀道难>的作意问题》、《略论辛弃疾在词史上的地位》、《略论儒家思想与唐代诗歌》、《鱼玄机考略》等论文数十篇。一些论著分别获国家民委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广西社科优秀成果二、三等奖，教委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等奖励。
值得一提的是，在梁超然由一名青年学子成长为著名学者的过程中，曾与姚文元有过两次交锋。
1963年，姚文元对周谷城先生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发难，走出校门才两年的梁超然研读了双方的争论文章后，觉得周文虽有片面性但也有合理成分，而姚文则是绝对化了。于是他写成了《时代精神琐议》，与姚文元商榷，为周先生辩护。1965午，臭名昭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他又愤然写成了万余言的《历史剧、历史主义及其他》，投寄《光明日报》要与姚文元商榷。好在当时他所在的广西民族学院的党委书记爱才，在《光明日报》寄回清样征求意见时，签上“梁超然同志是一般教师，没有代表性，以不发为宜”的意见，巧妙地将他保护下来。但在“文革”期间，这两篇文章还是被翻了山来，罗织成他反对姚文元的罪证。他也因此被戴上“阶级异己分子”帽子，受尽“牛棚”生活之苦，直到三中全会后才彻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