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算来，从我入学的六岁起，已经有了7年的“囚徒”历史。
“囚犯”是我本人，“囚室”是我的房间，“看守员”是我妈妈，“看守长”是我爸爸。也许读者会发问:“你是什么人，犯了什么罪?”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几乎每学期都是“三好”学生。爸爸妈妈为了把我培养成未来的科学家、文学家，从小学就给我一小单间，小房间的墙壁上挂满了“九九表”、元素周期表等数理化各种公式或定理定律，书架上堆满了古今中外的名人名著和数理化专著。书桌上是漂亮的合灯、玲珑的笔筒、绚丽的鲜花。几个食品桶里盛满了高级糖果，夹馅点心，郁香的苹果，落日般的红桔……真是应有尽有，唯独没有自由。每天放晚学，我一踏进这小房间，门框象一个巨大的“囚”宇从天而降，套在脖子上，我象走进了阴森森的阎王殿。在这“囚室”里，爸爸规定:不外出，不唱歌，不会客。晚上的电视更与我无缘了。有时回家晚一步，爸爸妈妈轮番审讯。星期夭他们外出，干脆派两位“铁将军”看守。无论是阳光明媚的春天，还是落叶灿灿的金秋，我除了上学，就是回家进“囚室”，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真象一个没有犯法的“囚犯”。至于咸盐多少钱一斤，鸡蛋是大的好还是小的好，我全然不知。
不过，时间一长，我也琢磨出对付的办法。譬如到了星期天，我首先睡到十一点，起床后吃完饭，就草草地把作业做完，又开始睡觉，睡到实在不能躺下去时，便拿出两副扑克牌，开始了无聊的游戏—把牌分成两份、三份……，其中一份是我的。其他的可代表任何牌友，一这样，我就与X,Y…挖空心思地玩争上游、双扣等。也许有人会说，，你既然在蹲监，怎么能打扑克呢?我声明;我蹲监还是比较自由的，除了“三不”外，还可以玩上一会或看看书，但对书是有特别禁令的:小说杂志都列入禁书之列。有时还要遭到搜查，看藏没藏禁书。“看守员”和“看守长”还常常从门缝里监视我，我一听到脚步声，就装模作样大声背诵几句古诗或公式，直到他们点头含笑离去为止。
有时候，我也会“越狱逃跑”。其中十有八九被发现，回到“四室”自然免不了上一节超长的“政治课”，然后再增加一些具体措施。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可以找出许多合法的手段来“越狱”，例如学校办板报，补课啦，开座谈会啦……不过有时也会被戳穿，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龙年的“元旦事件”。
学校放两天元旦假，我听着同学们的旅游计划，心中好生羡慕。唉，明天，我怎么办呢?不是要期末考试吗，好，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回到家，我对“看守长”“看守员”说;“明天我要到学校补课，迎接期末考试!”“看守长”半信半疑地说:“真的吗?”“那当然!”第二天，我和岳春梅同学逛了商场逛书店，嗨!那才真过瘾。可事实偏偏跟我开了个大玩笑，下午一回家，“看守长”立刻板起面孔盘问我:“到哪去了?”“到学校补课去了呀，”我极力装出一副镇静的样子。“真的?”“真……真的。”我吞吞吐吐地回答，心里却直打小鼓:到底怎么啦?莫非……。正当这时，“看守长，大声喝叱道:“胡说!你们班王峰和周玉良来找过你，同在一个班，你去补课，他们却放假，你说怪不怪?”啊，我哑口无言。紧接着，我又被迫上了一节政治课，什么科学家啦，文学家啦，听得我头昏脑胀，昏昏欲睡。我无权骂“看守长”，只好在内心里怨王峰和周玉良:“哼，这两个丧门星，到我家也不瞧个时候，害得我…”。元旦事件发生后，“看守长”对我看守得更加严密，节假日星期天，无论找什么圆滑合理的借口，也不能走出“囚室”，我便成了真正的囚犯。
Ade，我的星期天，Ade，我的节假日，Ade;我的白云蓝天，Ade，我的草地幽林，Ade，我的小鸟游鱼……咳，何时才能结束我的“囚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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