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一则有关唐太宗纳谏的故事，掩卷而思，浮想联翩，生出了许多感慨。继而又忽发奇想:如果人人都能象长孙皇后那样，上下级关系不就处得更和谐融洽了吗?
唐太宗和魏征堪称历史上有名的明君贤臣。有一次，魏征在朝廷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直言太宗的过失，太宗龙颜大怒，拂袖回宫，余怒未息地对正在煎药的长孙皇后说:“魏征这个老匹夫，目无尊上，我非杀了这个乡巴佬不可:”长孙皇后听了，便对太宗说:“熬好的药，我不想喝了，虽然知道喝下去能治好我的病，但味道太苦了。”唐太宗恍然大悟，连忙拉着长孙皇后的手笑着说:“要不是你，我险些做出蠢事。”当即表示不再杀魏征，并采用他的建议。
同样一个李世民，对待魏挤和长孙皇后的肺腑忠言，为什么一怒一笑，一拒一纳，效果如此径渭分明呢?有比较才有鉴别。细思之，不难看出二人劝谏之术有高下之分也。魏征忠言直说，讲的是逆耳忠言;而长孙皇后忠言曲说，讲的是顺耳忠言，运用设喻，通过暗示使唐太宗认识到自己的举动失当。试想如果长孙皇后也采用魏征的做法，直谏唐太宗，那么非但不能救魏征，恐怕连自己也“岌岌乎殆哉”了，更不会有后来的“贞观之治”，由此看来，劝谏有术，不可不慎。
为什么同是忠言，顺耳和逆耳效果却大相径庭呢?当年法国总统戴高乐执政时，他的人事政策叫人捉摸不透，有人大惑不解，他解释说:“基本上我只喜欢反驳我的人，可是我与这些人很难相处。”这位总统坦率地道出了在理智上他喜欢给他提意见的人，但在感情上又厌恶的矛盾心态。理智使他清楚地认识到“君有净臣不亡其国，父有净子不亡其家”，个人情感却又使他心胸狭窄，“难于相处”。因此，采用委婉温和的进谏方式可扫清纳谏人感情上的障碍，消除双方感情上的隔阂，易于奏效。
从心理学的角度说，赢得别人对自己的赞许，是人类的一种本能的需要。心理学家罗宾森教授说:“人有时会很自然地改变自己的想法，但如果有人说他错了，他就会恼火，更加固执己见。不是那些想法本身多么珍贵，而是他的自尊心受到了威胁。”这也摆明了向别人提意见时，不要觉得出于公心，问心无愧，就凭匹夫之勇，不管方法方式，而伤害对方的自尊心。人是理智与感情的统一体，一旦自尊心受损，感情的洪水冲出理智的堤坝，再不受理智的约束，破坏了心理平衡，就要做错事了。因此，提意见力避正面否定，采用比喻、类比、暗示等委婉方式，使当事者认识到所做所为的不当就显得尤为重要。
历史已经无情地作了证明:铮铮铁骨的“谔谔之士”有几人能善始善终，尽其天年?且不说昏君当道——比干剖心、伍员悬首、屈原放逐、司马宫刑……就是少有的明君临朝，魏征不也是“几数者死矣”吗?严酷的现实教训了古人，有的独善其身，转向保守。白居易因屡屡上书言事而被贬为江州司马，最后发出了“三十以后不再言”的无可奈何的慨叹。有的则改变方式，运用委婉曲折手法，进行讽谏。邹忌讽齐王纳谏、晏婴谏杀烛邹、触龙说赵太后……这些聪明的大臣没有死于“挣谏”，既保全了自己，又尽到了为臣之职分。
当前我国正在实行全面改革，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课题，不仅需要有胆有识有才能有气魄的领导干部，更需要千百万集思广益，以改革为己任，及时向领导提出忠言的人民群众。但封建意识的余毒还根深蒂固，有些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作风还相当严重，大搞一言堂，因提意见而受打击报复的事时有发生，但作为已成了国家主人的我们，既不能明哲保身听之任之，更不能恭维拍马助封为虐。为了我们的事业，有意见一定要提，因为只有一种声音的社会是悲哀的。我们要学一学长孙皇后，掌握讲顺耳忠言的批评艺术，无论于国还是于民都是极其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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