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春，都中复校，增招高中班，我们七人一起考取了高中，丘老师也随之担任高中班导师，继续开展革命活动，直至1946年1月他撤离都安。
丘老师离开后，读书小组的组织关系相继转给坚持下来的党员老师接手领导，严密的组织交接，保证了革命工作的连续性。1946年5月31日，在地下党领导下，全校掀起了打倒特务校长学潮(前任校长已调走，新来校长思想十分反动，我们以他贪污读职和办学无能为由打倒他)，读书小组成员成了学潮骨干，经过一个多月斗争，特务校长被撤职，当时《广西日报》曾作了连续报道。我是学潮组织者之一，也付出了被勒令退学(即开除)的代价，后经地下党向新任校长疏通，得以复学。其后因我订重庆《新华日报》，并与报社许明同志通信，被反动当局察觉，受到严厉警告，被迫于1947年2月离开都安，到了南宁。丘老师此时也在南宁，我们在一间不显眼的阁楼上见了两次面，他很关心我的去向，表示他将到柳州龙城中学任教，吩咐我可到柳州找他，不久我转赴柳州，经他安排，我转人宣山铁路学校扶轮中学插班重读高中，仍然保持与他单线联系。这年秋季，学校也掀起学潮，要求撤换反动校长(他是青年党中央委员，我们以经济问题为理由反对他)，我参加了学潮并作为策划者之一起草了请愿书，由学生自治会出面带领同学到柳州铁路局请愿，期间我向丘老师作了汇报并得到了他的支持，柳铁当局被迫采纳了学生的正当要求，校长被撤了职，学潮胜利告终。
放寒假时，遵照丘老师的嘱咐，我于1948年2月初到柳州度寒假，住在柳州高中留校朋友处。2月6, 7两日，丘老师两次与我长谈，一次分析形势和知识分子的努力方向，一次谈党的组织原则、党纪及保密等，然后由我写自传、人党申请及填表(共22项)，我预感到盼望已久的人党愿望终将实现，内心兴奋不已。
1948年2月12日，丘行老师告诉我，党组织已批准我的人党申请。这天上午，在龙城中学大楼二楼丘的住处，由丘行同志作为我人党的介绍人和监誓人，庄重地举行了我的人党宣誓仪式。宣誓后，宣布候补期，学习了城工秘密条例(20条左右)，并交代了注意事项。之后决定把我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共宜山城工委，约定了接头时间、联系暗号，勉励我忠诚党的事业，经受住各种严竣考验。此时起，我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几年学习与斗争的考验，没有辜负丘老师培育的一番心血，感激之情难以言喻。此时，我方得知，丘行同志是1937年3月人党的老共产党员，一位老布尔什维克。我的组织关系转到宜山后，在中共宜山城工委领导下，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与丘老师中断了联系。
解放后，几经磨难，八十年代末及九十年代，我有幸与丘老师在南宁及湛江几次相见，他仍然是一副精力充沛、谈笑风生的样儿，绝口不谈自己的坎坷和不幸。其实他的遭遇着实令人痛惜与难过，几次政治运动，尤其在那场长达十年的“文革”灾难中，先是被扣上什么“托派”、“假党员”，后又加上“特务”、“叛徒”之类的罪名，被抄家和多次批斗，几乎置于死地。后来查无实据，又长期被“冷藏”，无情的“惩罚”使他的宝贵年华耽搁了。直到1982年才落实政策，推倒一切不实之词，予以平反，并享受老红军待遇，任命为广西自治区文联党组副书记，1987年离休。离休后，他没有停步，文学工作者的责任感和一名老共产党员的使命感驱使他重新拿起了手中的笔，经多年酝酿，一部以解放战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山城剑影》及另一部反映抗战时期救亡图存的长篇小说《魂断相思江》先后出版，反映改革世态的长篇小说《恶战》也已脱稿。在离休五年之后完成了一百二十万字书稿，可谓是个奇迹。
他是个忙人，如今，白天仍坚持约五个小时的写作，还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经是广西世界语学会会长(他懂英语、俄语、世界语)、广西中国文学学会副会长、广西美学会副会长、广西翻译工作者协会顾问。他在与我交谈中，不无感慨地说:“老年人应该忘记自己的年龄，只顾走吧，不停地向前，像战争年代的急行军!”
在我的恩师中，丘老师算是幸存者，左的迫害没有压倒他，人为的迫害也没有打倒他。他的经历，从一个侧面说明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光明必定战胜黑暗，我们的党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丘行是党内的好人，人民的好人，好人是会长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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